关于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笔者拟另文探讨。在此，仅就李元忠家世问题略作申述：在《北史》家传中，李元忠曾族李灵位居赵李之首，李元忠本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赵郡李氏最正统的嫡宗，这有可能是李灵一支在北齐显达后史家编排的结果，而在北魏的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
李元忠之父李显甫为宗主，率诸李数千家开李鱼川一事，以为学界所熟知，其中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此事发生的社会背景。此次的迁居地殷州属北魏腹地，时限又值北魏升平之世，并无战乱、家祸等政治性原因，只能是由人口繁衍、土地贫狭等原因所引起的宗族的自然分化。如果是出于后一方面的原因，按照大族析家的通例，迁出者多为宗族的次要成员。同一时期，赵郡李氏的李顺、李孝伯等支系多居高官，“宗党亲盛”；而李灵一支中，李显甫既无高官，又非嫡长，很有可能是宗族中的次要成员。
4、卢文伟
有关卢文伟与范阳卢氏的问题，详见《范阳卢氏在北朝的分化》一文，概言之：卢文伟出自范阳卢氏中的卢溥支，就家世而言，与卢玄一支本在仲伯之间。北魏初年卢溥父子率宗族起兵反叛，被魏廷擒杀，其势力受到重创，数世沉寂无闻。北魏末年，卢文伟借修筑督亢陂之力，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资产和依附人口，重新确立了在宗族中的领袖地位。
5、崔祖禽（螭）
崔祖禽，正史中不见记载。《文苑英华》“禽”字下本注有“疑”字，《全唐文》卷一七○径改为“螭”，当系作者本意。崔祖螭，小字社客，属清河崔氏之“青州房”。崔祖螭五世祖崔琼，为慕容垂车骑属；四世祖崔辑，随慕容超南徙青州；祖父崔道固为刘宋徐州刺史，入魏后被徙为“平齐民”。从清河崔氏这一支系的活动地域与家族背景看，属典型的青齐豪民；就崔祖螭一家而言，情况又有些特殊：崔僧渊元妻清河房氏，生二子伯驎、伯骥；入魏后更纳平原杜氏，生祖螭等四子，与杜氏其四子家于青州，伯骥兄弟与母房氏居于冀州，其间多有往来。
崔祖螭起兵一事，史籍记述不详。《通鉴考异》疑崔祖螭即崔社客，系漏检《魏书·崔僧渊传》的缘故[27]。综合《魏书》本传、《北史·李浑传》、《魏书·安定王修附子贵平传》等材料，此次起兵系青齐豪民与尔朱氏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河北大族响应高欢一事并无直接的联系。崔祖螭起兵与高乾等恰好在同月，《魏书·前废帝纪》将几人的事迹混排在一处，因而导致了后人的误解，把崔祖螭也纳入了“赵魏之豪”的行列[28]。崔祖螭于普泰元年四月兵败被杀，高欢同年六月方于信都“举义”，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本文暂不将其列入讨论范围。
北魏末年追随高欢起兵的几个主要豪帅的情况大致如上。从地域上看，他们主要集中在河北地区，分属于冀州、幽州、殷州各个不同的州县。就家族背景而言，他们多在后燕覆亡后由中山政权直接进入北魏王朝当中。就门第而论，他们多是北方首屈一指的高门，但具体到每个人物，又多属于这些家族中较为次要的支系，官位不高，但与乡里的联系更为密切，因而更具备潜在能量。
四 北魏末年的青齐问题
《关东风俗传》所列举的北朝地方大族的情况，大体如上。文中所见的青徐与河北两类豪强不仅形态有别，家世互异，在魏齐之际的政治动乱中，活动也不尽相同。“献武至冀郡”，河北大族赢粮影从，趋之若鹜；而青齐诸豪却多持首鼠，反应冷淡。除地理因素外，北魏末年的青齐问题是造成这种强烈反差的重要原因。
孝昌之世，天下多虞，杜洛周拥河朔之众南下幽并，葛荣率数万之师横扫关东，中原顿成四战之地。在这种背景下，河北士民相率南徙，而南迁的主要落脚点则是以青、齐、济、徐、兖、光等州为核心的青齐地区。《北齐书·阳休之传》：
魏孝昌中，杜洛周破蓟城，休之与宗室及乡人数千家南奔章武，转至青州。是时葛荣寇乱，河北流民多凑青部。
《北齐书·李浑传》：
时四方多难，乃谢病，求为青州征东司马。与河间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齐。未几尔朱荣入洛，衣冠歼尽，论者以为知机。
《北齐书·王昕传》：
昕少与邢邵为元罗宾友，及守东莱，邵举室就之。
《魏书·刁雍附刁整传》：
整以母老，河北丧乱，时整弟双为西兖州刺史，整遂携家往依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南迁并非一人一家的个别行动，而是世家大姓为核心、以整个宗族为单位的有组织的迁徙，构成了北方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如前文所述，青齐一隅，地域并不辽阔，又是豪侠纵横之所，数量如此庞大的流民涌入偏狭的青齐之地，必然引起这一地区的社会动荡。河北流人与青齐土民在风俗、好尚等方面有显著区别，河北大族与青齐诸豪的家世渊源、政治背景也互有差异[29]。一段时期内，围绕着土地与人口控制权的争夺，在大族于大族之间、大族与属民之间、流民与土民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利害冲突，变乱一触即发。《北齐书·阳休之传》：
是时葛荣寇乱，河北流民多凑青部。休之知将有变，乃请其族叔伯颜等曰：“客主势异，竟相凌侮，祸难将作。如鄙情所见，宜潜归京师避之。”诸人多不能从。休之垂泣别去。
北魏王朝也隐约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多方安抚，试图缓解矛盾，《北齐书·魏兰根传》：
孝昌末，河北流人南渡，以兰根兼尚书，使齐、济、二兖四州安抚，并置郡县。
《魏书·曹世表传》：
孝昌中，青齐频年反乱，诏世表持节慰喻。
《北齐书·阳斐传》：
孝庄时，斐于西兖督护流民有功，赐爵方城伯。
《魏书·刘灵助传》：
……寻兼尚书左仆射，慰劳幽州流民于濮阳，因率流民北还。
北魏王朝的安抚之策并未取得实际成效，建义元年 (528)，青齐地区终于爆发了以邢杲为首的反叛。关于邢杲起兵的整个经过，《北史·元天穆传》记述如下：
初，杜洛周、鲜于修礼为寇，瀛、冀诸州人多避乱南向。幽州前平北 府主簿河间邢杲，拥率部曲，屯据城，以拒洛周、葛荣，垂将三载。及广阳王深等败后，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灵太后诏流人所在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时青州刺史元世表置新安郡，以杲为太守。未报。会台申汰减所授县，以杲从子子瑶资荫居前，乃授河间太守。杲深耻恨，于是遂反。所在流人先为土人凌忽，闻杲起逆，率来从之，旬朔之间，众逾十万。劫掠村坞，毒害人民，齐人号为“舔榆贼”。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叶，故因以号之。杲东掠光州，尽海而还。又破都督李叔仁军。诏天穆与齐献武王讨，大破之。杲乃请降，传送京师，斩之。
一些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邢杲起兵，与杜洛周、葛荣之反性质有别。[30]考《北齐书·王昕传》，邢杲与河间邢邵为从兄弟；《北齐书·魏兰根传》，邢杲为魏兰根之甥；邢杲本人又“拥率部曲”，属典型的河北世家大族。此次起事的直接原因是所谓选授不公，其深层背景却是源于青齐地区的“土客”矛盾。邢杲举兵旗号不明，但拥十万之众“劫掠村坞”，又“东掠光州，尽海而还”，其目的显然是争夺河北流人在青齐地区的生存空间，而并非针对北魏王朝，因而在尔朱氏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几乎未作任何抵抗即主动出降。
邢杲之叛，直接引发了青齐地区流民与土民间的血腥仇杀。《魏书·阳尼附阳弼传》：
属洛周陷城，弼遂率宗亲南渡河，居于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民疑河北人为内应，遂害弼。
阳休之一家“咸为土民所杀”，“诸阳死者数十人，唯休之兄弟获免”；邢邵为土人所执，赖王昕冒死力救才免于一死；至于在这次丧乱中被杀的下层民众，更是不计其数。
土客间的矛盾与冲突并不局限在民间。《北史·李浑传》：
时河北流人聚青土，众逾二十万，共劫河间邢杲为主，起自北海，袭东阳。青州刺史元世欲谋诛之，府人遂猜贰。浑乃与长史崔光韶具陈祸福，由是歃血为盟，上下还睦。
这次盟誓的结果，史无明言，但此事却间接反映出青齐地方政权中的内部矛盾。青齐守牧的属下，或为河北大姓，或本地乡豪，对待邢杲起兵的态度截然不同，因而“府人猜贰”，甚至不得不歃血为盟，足见其积怨之深。
北魏末年，青齐地区的事态十分严重，在“土客”矛盾当中，包含着河北大族与青齐豪强之间、土民与流民之间、“土人”与“城民”之间以及地方官吏内部的剧烈冲突，又有江左势力煽动其间，局势异常复杂，处置稍有不当，便会导致不可收拾的恶果。河阴诛杀后刚刚控制北魏朝政的尔朱氏集团显然对此缺乏准备，以其有限的政治经验尚不足以应付这一复杂的局面。《北史·薛琡传》：
元天穆讨邢杲也，以琡为行台尚书。时元颢已据城。天穆集文武议其所先。议者咸以杲众甚盛，宜先经略。琡以为邢杲聚众无名，虽强尤贼；元颢皇室昵亲，来称义举，此恐难测。杲鼠盗狗窃，非有远志，宜先讨颢。天穆以群情所欲，遂先讨杲。杲降军还，颢入洛。天穆谓曰：“不用君言，乃至于此。”
所谓“群情所欲”，实际上即是“诸将所请”[31]，反映了北镇武将对河北大姓的一种普遍的仇视心理[32]。邢杲请降后，不仅没有得到赦免，反而被问斩京师，恐怕也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从表面上看，尔朱氏拥北镇之众，挟河阴之威，一举荡平了青齐的反叛，事实上，在短暂的沉寂之后，一场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正在孕育之中。
五 高欢与河北大族
魏齐之间，猬起响应高欢的封、高、卢、李等家族，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这一时期青齐地区的土客纷争。《北齐书·高乾传》：
孝昌末，葛荣作乱于燕、赵，朝廷以（高）翼山东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几，贼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济之间。魏因请置东冀州，以翼为刺史……乾兄弟本有纵横志，见（尔朱）荣杀害人士，谓天下遂乱，乃率河北流人反于河、济之间，受葛荣官爵，屡败齐州士马。庄帝寻遣右仆射元罗巡抚三齐，乾兄弟相率出降。
所谓“纵横之志”云云，系史官的誉美之辞；把这段记载与邢杲起兵的过程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活动区域、反叛性质极为相似。“信都之义”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封隆之，时任河南尹丞，其本传曰：
时青、齐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谕，咸即降款。
李元忠北魏末一直留居本乡，但其从弟李浑与邢邵、王昕“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齐”，事迹已见于上文[33]。卢文伟一家没有直接南徙，但其从弟卢仲延却于孝昌末“率河北流人反于阳夏”[34]。
从河阴之变到邢杲被杀的一年间（公元528年4月至529年4月），河北大族对尔朱氏政权的态度并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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