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慎（高乾弟）：太昌初，为光州刺史。
　　高季式（高乾弟）：天平中，为济州刺史。
　　封隆之：武定中，以本官行济州事，转齐州刺史。
　　封延之（封隆之弟）：中兴初，青州刺史。
　　李元忠：天平中，光州刺史。
　　卢文伟：天平末，青州刺史。

遣往青齐地区众多“元从功臣”，多有亲从部曲相随，高慎“以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高季式“自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戈仗器甲皆自备”，先后出兵讨灭了刘盘陀、史明曜、路文、绪显等土民武装。
　　在镇压土民反叛的同时，东魏王朝还对青齐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户口清理。《魏书·孝静帝纪》：

　　武定二年冬十月丁己，太保孙腾、大司马高隆之各为括户大使凡获逃户二十余万。

从《魏书》记载的情况看，这次括户的范围似乎遍及东魏全境，但据《北齐书·孙腾传》：

　　武定中，使于青州，括浮逃户口，迁太保。

又据《北齐书·高隆之传》

　　武定中，为河北括户大使，追还，授镇军将军、录尚书事。寻兼侍中，续出行青州事。

两位主持括户的重臣均被派往青州，足见这一地区才是括户的真正用意所在。
　　文宣帝天保年间，又对青齐诸豪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迁徙，这就是《关东风俗传》所仅见的“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青齐诸豪一蹶不振，地方势力基本得到控制，终北齐之世，没有再发生大的骚乱。
　　同青齐诸豪相比，河北大族的问题所涉及的历史更为久远，地域更为辽阔。河北大族与北魏政权合作的历史已维持了一个多世纪之久，河北最为主要的世家大族都已不同程度地纳入了王朝的政治与行政体制当中，转变成较为“官僚化”的士族。他们中的主要成员或移居京师，或出任外藩，以俸禄为主要经济来源，以官宦自达，与乡里的关系日渐疏远；他们以婚姻为纽带，与鲜卑贵族的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对皇权有着更为紧密的依赖，因而在突如其来的变乱面前失去必要的缓冲。丧乱之际，进入北魏上层统治圈的高门甲族或阖家罹难，或“举族百口无以自适”[42]，漂泊萍寄，失去了自保的能力。
　　从另一个方面讲，河北世家大族毕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土著根基，在宗族中的主要支系和主要成员成为上层官僚后，一些次要支系和次要成员仍居于乡里，他们虽官位不高，声望有限，却更具备潜在的能量。北魏末年，王朝赖以维系的武力基础逐渐分裂，宗王与帝室离心离德，武人与文士怨媾互生，“内无可用之强兵，外无可依托之州镇，部落离心，浮华气长”[43]。孝明帝之世，北魏逐渐放弃了立国以来挫抑豪强的策略，转而利用地方武装以平息内乱。在北魏政府的默许之下，“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44]，沉寂已久的宗族武装在河北地区重新活跃起来。
　　魏齐之间北方地区诸豪并起的局面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东汉末年和两晋之际的社会状况，但历史的演进毕竟不是简单的循环或停滞。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分化与整合，经过北魏百余年的治理与调整，特别是在三长制和均田制实施以后，北方社会基层组织以及地方大族的宗族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北史·李元忠传》：

　　家素富，在乡多有出贷求利，元忠乃焚契免责（债），乡人甚悦之。

“出贷求利”以及“焚契”本身即反映了大族与乡民间的一种契约关系，这与汉两晋之际那种强烈的人身依附状况有着显著的区别。《北齐书·高乾传》末附“随义”诸人，计有呼延族、东方老、刘贵珍、刘长秋、刘士荣、成五、韩愿生、刘桃棒、李希光、刘叔宗、刘孟和、王桃杨等十余人，均称作“乡人部曲”，但其本贯却出自浮阳、乐陵、安德等不同的州郡，豪强武装成分复杂，是河北流人在转徙过程中逐渐聚合的结果，并不能直接反映宗族自身的势力，因而史臣谓“高、李二公，无一人尺土之资”。对于这种类型的宗族关系，谷川道雄先生所提出的解释是：“依附于豪民的民众，经常以所谓宗族、乡党的用语来表现，也就是说，在这种结合中，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成为媒介。他们与豪族所蓄奴婢、佃客那样的隶属民有所不同，基本上是自由民。一方面身份自由，一方面又依附于豪族并在其强烈影响下，这种乍看似是矛盾的关系，正是豪族共同体的特征。”[45]谷川先生力图用“豪族共同体”的理论涵盖整个六朝社会，但笔者认为，以这一模式解释北朝后期的豪族结构，似更为确切。
　　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尚不能清晰地把握社会下层变动的翔实脉络，但从诸豪的动向中，却已经隐约感觉到这一变化的某些后果。世平居乡为豪，时乱则称兵而起，本是汉魏以来地方大族的一贯特性，而以魏齐间豪族自身的有限实力，连结境自保都变得十分困难，更谈不上称雄割据。纷起的“燕魏诸豪”中，无一人敢于称王称帝，他们不得不辗转往复于“魏主”、“燕王”与“高王”之间，寻求能够保护自身利益的“明主”，致力于建立并维持一个相对统一的中央政权。《北齐书》谓封高之辈“力谢时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麾旌，用叶本图。高祖因之，遂成霸业”，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河北大族与北镇将帅之间种族、文化有别，其合作的基础是以讨灭尔朱氏为目的的。强敌一去，二者间的矛盾与冲突就逐渐显现出来。所谓“齐氏元功，一门而已”，封高之辈“非颖川元从，异丰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46]。因而才有高乾被诛，封、李郁郁之事。

　　终北齐之世，河北大族与北镇将帅两股政治势力始终未能很好的整合到一起，北齐设尚书并省，齐主往复游弋于晋阳与邺都之间，或许就是这种政治格局的直接体现。饮鸩止渴的结果只能是授首待毙，河北大族既然选择了高氏这样一代“明主”，就注定要付出部分地方利益以至自身性命的代价。河清三年，北齐颁均田之令，在邺都畿内这一大族聚集的腹地为鲜卑王公占田圈地，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有组织的反抗[47]。
　　杨隋代周之际，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地区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动荡。《隋书·高祖纪》：

　　（大象二年）六月，相州总管尉迟迥自以重臣宿将，志不能平，遂举兵东夏。赵魏之士，从者若流，荀日之间，众至十余万。

尉迟迥的反叛，乃是出于关陇集团的内部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应之而起的数万“赵魏之士”中，却几乎见不到什么大族的活动。《周书·尉迟迥传》记述了这次战斗的详细经过：

　　迥旧习军旅，虽老病犹被甲临阵，其麾下千兵，皆关中人，为之力战，（韦）孝宽等军失利而却。邺中士女，观者如堵。高�从肜钛�整阵，先犯观者，因其扰而乘之。迥大败，遂入邺。

平民聚众观战，可谓战争史中的一次奇闻，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地区的地方大族势力的衰落，北魏末年所形成的那种豪族为核心的政治与军事实体至此已寿终正寝。
　　《关东风俗传》述大族之盛，自“六国失驭”，一直谈到北齐“文宣之代”，在作者的心目中，豪族之弊是历朝历代所难以避免的痼疾，这显然是囿于时代的局限。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从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关东风俗传》所记述的社会现象，或许恰恰是地方豪强在中古历史上最后的回光返照。

[1]两《唐书》录《关东风俗传》，均作六十三卷，不知所本。
[2]  另据《史通》卷三《书志》，知该书有《坟籍志》一节，“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
[3]关于宋孝王的家世背景，何兹全先生曾进行过详尽的考述，见《＜关东风俗传＞撰者宋孝王家世读＜北史·宋隐传＞书后》，《北朝研究》1991年第2期。
[4]《北齐书·宋孝王传》久佚，今本系后人取《北史》补缀，故不取。
[5]  刘知几于宋孝王并非全无微辞，《史通》卷十八《杂说》：“如宋孝王之徒，其所记也，喜论人帏簿不修，言貌陋事，以为直，吾无取焉。”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批评，才使得他对《关东风俗传》的肯定显得更为公允和可信。
[6]《后汉书·羊续传》。
[7]《世说人名谱》载魏晋间二十六家大族，泰山羊氏的排列顺序仅次于王、谢二姓。
[8]关于泰山羊氏在东晋南朝的情况，见于《晋书·羊曼传》、《南史·羊欣传》、《南史·羊玄保传》。
[9]《晋书·羊祜传》：羊祜武帝泰始初封钜平郡公；咸宁中，“诏以泰山之南武城、牟、南城、梁父、平阳五县为南城郡，封南城侯。”固辞不拜。身殁之后，“遗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因追封钜平侯。泰山羊氏郡望的种种歧异，可能与羊祜这一经历有关。
[10]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北朝诸毕家世寒微，显贵之后攀附魏晋名家，因而为《魏书》所不取。
[11]《北齐书·毕义云传》。
[12]羊烈标榜“男清女贞”，实讥毕家“帏薄不修”。《北齐书·羊烈传》：“烈家传素业，闺门修饰，为世所称，一门女不再醮。”《魏书·毕众敬传》：“诸毕当朝，不乏荣贵，但帏薄不修，为时所鄙。”《北齐书·毕义云传》：“闺门秽杂，声遍朝野。”
[13]《元和姓纂》：“刘，河间，汉章帝子河间王开徙濮阳，十六代至炫，隋大儒。”检《隋书·刘炫传》，此望在北朝既无官宦，亦非强宗。
[14]《魏书·肃宗纪》、《魏书·杨显传》。
[15]《魏书·刘休宾传》：刘闻慰，“至延兴中，南叛”；刘法凤兄弟，太和中“不蒙选授”，“后俱奔南”；刘文晔“太和中坐从兄闻慰南叛，与二弟文颢、季友被徙北边”。
[16]据《魏书·房景伯传》，参与这次反叛的还有刘苍生、刘均等刘姓宗人。
[17]《宋书·州郡志》：冀州刺史领广川、平原、清河、乐陵、魏郡、河间、顿丘、高阳、勃海九郡。《魏书·地形志》：“齐州，治历城。刘义隆置冀州，皇兴三年，更名。”
[18]《世系表》中缺张灵真一世。
[19]《北朝胡姓考·内篇第三·内入诸姓》。
[20]《梁书·侯景传》：尔朱荣入洛，“景始以私众见荣”。
[21]《北齐书·宋孝王传》。如按《北史》世系，则宋孝王为宋世良从孙。
[22]《北魏的青齐土民》，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23]关于高欢族属与渤海高氏之谱系，详见《十七史商榷》卷六八《高允与神武为近属》、周一良先生《领民酋长与六镇都督》一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24]参见《河北景县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4期。
[25]《魏书·封懿传》：“回父鉴，即慕容廆太尉弈之后也。”
[26] 1955年在河北景县发现的北朝封氏墓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渤海封氏集族而葬的风习及其社会生活状况，详参《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载《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