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政局的巨变使河北大族处于两难的境地：河阴一役，公卿荡尽，河北大族与北镇武人间的仇隙进一步加深；但这一时期双方的武力对比过于悬殊，而地方武装的实际控制者多是世家大族中较为次要的支系，他们多居乡里，对河阴之变感受并不强烈。从某种意义上讲，尔朱荣翦灭葛荣之举，反而间接地保全了他们的地方利益。在一段时期内，河北大族既无明确的效忠表示，也没有公开的反抗之举，他们对北魏王朝尚存希望，等待尔朱氏在天下粗定后能够改弦更张，等待朝廷内部发生变化。尔朱氏讨灭邢杲之举，不仅剥夺了他们在青齐地区的生存空间，使其感到了切肤之痛，也表明了河北大族与尔朱氏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此后不久，孝庄帝被轼，尔朱氏兄弟分据内外，羽翼渐成，河北大族对北魏政权尚存的一线希望彻底破灭，真正意义上的“潜图义举”正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北魏末年这场空前的社会动荡中，河北大族的地方势力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卢文伟广积稻谷，率乡闾屯守范阳，却一战为杜洛周所擒；李元忠“率宗党作垒自保”，连破葛荣，最终仍不免被执；高乾兄弟出降后，“尔朱荣以乾前罪，不应复居近要”，解官还乡，又将高昂诱擒，“禁于驼牛署”。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们意识到，以其一家一姓的势力已不可能保全自身的宗族利益，即使是最低限度的“结境自守”也很难实现，必须结成更为广泛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于是，选择和投效“明主”，成为这一时期河北地方豪强的一种普遍的心态。
河北大族最初所选定的“明主”，是北魏正胤所在的孝庄帝。建明元年(530) 九月，孝庄帝诱杀尔朱荣，政局出现转机。为抵御拥兵在外的尔朱兆兄弟，无可依托的北魏王廷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地方豪帅，召高乾“驰赴洛阳”，“庄帝见之，大喜”，“以乾为金紫光禄大夫，河北大使，令召乡闾以为表里形援”。原被尔朱荣囚系的高昂，也被委以通直常仕、平北将军之职，高氏兄弟“援剑起舞，请以死效”。孝庄帝又“以河内要冲”，授封隆之河内太守，假平北将军、当部都督。与此同时，屯据范阳的卢文伟也乘机发动兵变，将尔朱荣余党侯渊逐出了范阳。
永安三年(531)十二月，尔朱兆攻入洛阳，幽杀孝庄帝，政局为之一变，无所依归的河北大族转而把希望寄托到幽州刺史刘灵助身上。《魏书·刘灵助传》：
刘灵助，燕郡人。师事刘弁，好阴阳占卜，而粗疏无赖，常往燕恒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
刘灵助以数术为尔朱荣所重，又以督护河北流人北还之功官居幽州刺史，车骑将军，幽、平、营、安四州行台。“及尔朱荣死，孝庄幽崩，灵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谓方术甚能动众”，以“燕王”为号，起兵声讨尔朱兆。《魏书·叱列延庆传》：
时幽州刺史刘灵助以庄帝幽崩，遂举兵唱义，诸州豪右咸结附。
以刘灵助寒微的家世和尔朱荣佞臣的身份，本不至有太大的号召力，而自恃名家大姓的河北诸豪反应却异常积极，“幽、瀛、沧、冀之民悉从之。从之者夜悉举火为号，不举者诸村共屠之”。卢文伟与刘灵助“同谋起义”，“灵助克瀛州，留文伟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封隆之、高乾兄弟攻袭州城，“北受幽州刺史刘灵助节度，共为影响”。李元忠族弟李密“乃结豪右，与渤海高昂为报复之计”；宗人李愍“潜与幽州刺史刘灵助及高昂兄弟、安州刺史卢曹等同契义举”。河北地区的大小地方武装逐渐在“燕王”的旗帜下聚合起来，成为一股有组织的反叛势力。普泰元年(531)，刘灵助轻敌冒进，兵败被杀，至此，高欢便成为一个呼之欲出的人物。
关于高欢的种族渊源及其历史作用，学界已有成论，本文不拟铺陈过多，暂就高欢举兵过程中与河北大族的关系问题作一些补充说明。
高欢以一介武夫成就帝王之业，除时势使然外，自有其雄才武略；然成者王侯，败者寇贼，乃世之常情，旧史在其本纪之中不免多有溢美，如谓高欢早年至洛，见张彝被害，“倾产结客”，“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云云，似乎高欢早在尔朱氏帐下之时，就成为众望所归的“英主”。然百密一疏，终有破绽可寻，《北齐书·文宣帝纪》：
初，高祖之归尔朱荣，时经危乱，家徒壁立，后与姻亲相对，共忧寒馁。帝时尚未能言，歙然应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惊而不敢言。
这段记述原旨在称颂高洋之“夙惠”，却在无意间暴露了高欢在河阴之变前后的窘困之态。宋人叶适有感于此，论曰：“高欢素无资业，赤身依人，未曾温饱，辄已投箸而反”，“衣食尚不自给，产何所倾，而天下清浊，亦竟何在？”[35]这一时期，作为尔朱荣的亲从的高欢，自身无明确的政治目的，也缺乏足够的实力。
高欢势力兴起的关键是取得了原六镇兵士的控制权，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36]《隋书·食货志》：
寻而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
《北齐书·神武纪》：
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已。……（尔朱）兆以神武为诚，遂以委焉。
在六镇军权易手的过程中，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是这批兵卒的实际数量和高欢对军队的控制程度。《北齐书·神武纪》谓高欢与尔朱兆决战之时，“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众寡不敌”，数量与前文相去甚远；《魏书·尔世隆兆传》称高欢东出并州，尔朱氏“恃其强，不以为虑”，似乎也没有把这批兵卒放在眼中。细绎史传，高欢到任之时，“二十余万”军卒已“诛夷者半”；高欢东出，遣军留守，兵力又打折扣。高欢带入中原的军卒中，大部分原非嫡系，因而有所谓“尔乡里难制”之语[37]，才有矫诏以激其变的周折。高欢所面临的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并肆饥馑，士卒寒馁，军心不稳，从高欢接手“并肆之众”到率部东出的数月间，其主要活动几乎都是以“逐粮”和掠夺军需为目的。以这样一支疲弱之师，欲与尔朱氏争夺天下，尚需假以时日。总之，高欢在取得河北大族的支持以前，实力有限，尚未形成一支完全独立的政治势力，不得不打着尔朱氏的旗号，行抄掠之事。
普泰元年(531)二月，高欢军次信都；三月，刘灵助兵败被杀。高欢的出现，使一时间群龙无首的河北大族又一次找到了希望所在。对后者而言，六镇军卒虽疲弱，但作为正规部队，仍是唯一一支能够与尔朱氏抗衡的力量；高欢虽出自尔朱荣之亲从，却与尔朱兆兄弟嫌隙渐彰，不失为一股可以利用的政治势力。他们对高欢的期望不外两个方面：其一，明确表明反叛尔朱氏的态度；其二，切实保障河北大族的地方利益。高欢东出，李元忠“乘露车载素筝浊酒以奉迎”，“慷慨流涕”，“进纵横之策”；高乾谓“高晋州雄才盖世，其志不居人下”，“今日之来，必有深计”，力排众议，亲往关口迎谒；封隆之“遣子子绘迎于滏口”，卢文伟“遣子怀道奉启陈诚”，《关东风俗传》中“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一句所记述的即是这段史实。
这一时期，高欢自身羽翼未丰，尚需借重河北的地方武装，此为显见之事；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军队的粮食给养匮乏，军心不稳，欲解决这一问题，则必须取得河北大族的支持。大乱之后，中原饥馑，粮食主要集中在世家大族手中。《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
今自河以北，大家收百石，少者尚数十斛。故杜、葛之后，饥馑荐臻，唯仰以全躯命。数州之内，民死而生者，干椹之力也。
对于高欢来说，反旗尚可缓举，而粮草问题则是生死攸关的当务之急。李元忠见高欢，谓“殷州小，无粮仗，不足以济大事”，劝其移兵冀州，可谓切中时弊。高欢对此心领神会，一面与渤海高氏叙亲从之旧，做出礼士之态，一面整肃军纪，无犯于“民”，以取得河北大族的信任。
从普泰元年二月军次冀州到同年六月“信都举义”，短短数月之内，原为“燕王”刘灵助所节度的河北地方武装几乎全部投归到“高王”的旗下[38]。在河北大族的支持下，高欢获得了充足的粮食供应，士卒得到休整，战斗力大为提高；外有高氏兄弟、李元忠父子攻城掠地，内有封隆之、高隆之等谋划其间，一个以推翻尔朱氏政权为目的的政治联盟逐渐形成。
出于各自的不同利益，河北大族与高欢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与摩擦。“信都举义”之前的几个重大战事大多由高乾、李元忠等人独立承担，高、李之辈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死战，用意之一即在于促高欢速反，不给后者以依违反复的余地。而高欢则屯兵信都，受尔朱氏渤海王之爵，领大行台之职，“养士缮甲”，数月引而不发。及“信都建义”之时，仍“尚未显背尔朱氏”，直至高、李袭取殷州，局势明朗，方谓“今日反决矣”。《北史·李元忠传》载定国之后君臣叙旧之语，李元忠言“比来寂寥无人间，更欲觅建义处”，高欢答“此人逼我起兵”，隐约透射出了其间的波折[39]。两股政治势力就是在这种相互试探、相互摩擦中逐渐聚拢到一起。高欢与尔朱氏之间战局未开，高下之别已见。普泰二年(532) 闰三月，邺城一役，高齐大势初定。
六 余论
魏齐易代之际，关东诸豪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动向大致如上。《关东风俗传》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对北魏以来地方大族的演进过程作出重新审视。
北魏入主中原，百有余年，武功强盛，文治灿然。整饬吏治，迁徙豪民，手段不谓不酷；行三长制，颁均田令，政令不谓不严，而一旦六镇发难，群雄并起，辽阔中原又成豪侠纵横之地。应该如何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的洄流呢？
青齐数州自北魏中期(公元470年)后才正式纳入北魏版图，这一地区的问题有其历史的特殊性。正如前辈学者所指出论，所谓青齐土民，多是十六国后期随慕容德南渡的河北世家大族，得到了南燕政权的大力扶植；从公元420年刘宋灭南燕至公元470年北魏平青齐的五十年间，这一地区属于南北政权都鞭长莫及的偏狭之地，强宗大族乘时而立，形成所谓“彻底土民化的时代”。
北魏平定青齐后，对这一地区的地方豪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和迁徙，这就是学界所熟知的“待以客礼”和“平齐民”，强宗大族在经过这次打击后一度沉寂下来。但是，承历史之积弊，“百室合户，千丁共籍” [40]的状况在这一地区已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欲求彻底改观还有待时日。孝文帝太和改制前后，一些大族的后裔又通过各种途径返居乡里，地方势力呈复燃之势。《关东风俗传》所描述的大族“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现象，正是基于这一特定区域的特定历史背景。
如果把北魏末年青齐变乱的局面与60年前北魏平齐时的情况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北魏末年的青齐地方势力已有所削弱，史传中所见的“土民”多为下层吏民分散的小规模行动，很难形成先前那种以大族为核心的有组织的地方武装。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青齐豪强的上层已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一些平齐时被“待以下客”的大族（如平原刘氏），声望与势力已大为衰落；而一些被“待以上客”的大族（如清河房氏），则已进入上层统治集团，反而被魏廷委以征讨土民之任；在一些大族之内，动向也不一致，泰山羊侃率众起兵，其弟羊深却为门户之计，“斩手全躯”，赴京告变。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北魏王朝平齐之策的实施有着直接的联系。
青齐诸豪于北魏属新附之臣，在仕途官宦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歧视与排抑；加之南北关系的影响，他们与北魏王朝及河北世家大族之间有一定的心理隔阂，各个家族中不断有成员南归数十年间仍维持着一种或南或北的态势。北魏末年青齐地区的“土客”之争，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隔阂。在魏齐易代过程中，青齐诸豪反应消极，多持观望之态，并有少量的反叛活动：早在尔朱荣入洛前后，羊祉之子羊侃即率部南叛；孝武帝入关，羊深构连樊子鹄，“不从齐神武，起兵于兖州”，“于泰山博县商王村结垒，招引山齐之民”；毕义云“在州私集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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