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为写一篇关于吕后的文章，我又读了《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和《汉书》卷三《高后纪》，以及二书中其他一些关于吕后的内容。

    《史记》在《高祖本纪》之后就是《吕太后本纪》。《汉书》则有《惠帝纪》。看来班固努力维护正统。而司马迁更尊重政治史的实际。吕太后残害戚夫人即后人所谓“人彘剧豺狼”(刘筠《宣曲》诗)事件后，召汉惠帝观看。汉惠帝得知是戚夫人，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于是，“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实际上，在汉惠帝时代，主持政务的，依然是吕雉老太太。

    《汉书》卷三《高后纪》有这样一段记载：“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据颜师古注：“罪之重者戮及三族，过误之语以为妖言，今谓重酷，皆除之。Www.lSQn.Cn”这项可以看作法制改革的举措，也算是对秦政的拨乱反正。然而清人王懋竑《白田杂著》以为：“此本惠帝之意，《通鉴》不载此诏，是没惠帝之美而反移之于吕后也。”其实，如果知道汉惠帝时代真正的执政者是谁，就可以明白此“惠帝之美”，其实是可以归于吕太后名下的。

    有意思的是，汉文帝诏书又有“今法有诽谤訞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的说法(《史记》卷一○《孝文本纪》)，颜师古注：“高后元年诏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訞言之罪，是则中间曾重复设此条也。”似乎法令的改革又出现过反复。

    吕后称制时的一些政策设计，可以说对文景之治[注: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舱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了，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的历史成功有引导性的意义。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篇末以“太史公[注: 释义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自称。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曰”的形式表扬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卷三《高后纪》末尾的“赞曰”，也发表了类似的评断，只是字句略有不同。

    明代学者胡广在《胡文穆杂著》中指出《汉书》有一事于两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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