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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游观及其建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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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31 10:29:16 来源：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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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节庆在清末明初显示出种类的多样化、活动的频繁化及空间的普及化，有的地区，这种庙会节庆更进一步发展到以城镇为中心，而将城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巡会节庆。如《吴社编》中描写苏州城内祭祀五通神的“五方贤圣会”时，提到除了在城中有“会首”主其事外，还记载了城厢周边村落的参与者，称为“助会”者：荒隅小市，城阴井落之间，不能为会，或偏门曲局，一部半伍，山装海饰，各殚其智，以俟大会成并入会之者，曰“助会”。
还有“解钱粮”的习俗，即市镇附近信仰村庙的乡民，在市镇神庙的诞辰节庆时，要上纳铜钱或纸币，还要抬村庙的神像到市镇参拜。姑勿论是“助会”或是“解钱粮”，都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加深了小农经济与市场的关系，使农民日常生活的圈子超出了“村”的范围。这种大规模的巡会以市镇为中心，将周边乡村结合在一起的庙会，让乡村大众在农闲时节可以到城镇旅游数天。
明清旅游设施的商品化发展
旅游手册、旅游导赏，甚至旅游套票皆为明代所有的旅游设施，并发展得相当成熟，虽历千年时间洗礼，其经营手法与现代的旅游行业可谓大同小异。
寺院、饭店、酒家、湖楼、亭等专为旅游人士提供食宿服务，而旅游业与饮食业的结合，给城市内酒楼专门提供游赏画舫外带餐点的需求。在交通配套方面，画舫、楼船已有宴饮设备，称作沙飞船、火食船、江山船；供戏与雏姬的，则称作卷梢船、逆水船、鼻烟壶。“像鼻烟壶内就有小女生扮男相来侍候客人。船内装饰华美雅致，有玻璃窗，也有欧洲的钟表。”巫博士阐述。
此外，还出现了套装旅游(PackageTour)。江南地区有民间组织进香团，一起乘坐进香船去朝拜的情形；进香客乘坐的香船，只要付银一钱，相等于零点一蔖，就可以包吃两餐，还包括了来回往返的路费。上泰山进香，在明代已有牙家，如旅行社。凡是住的、吃的、娱乐的、跑腿的全都有，可见旅游业和饮食业是紧密的配合起来。
西方人对中国旅游设施的褒与贬
明清旅游业的兴盛，反映了当时的中国是个文明、发达的国家。十六世纪有很多耶稣会士来中国传教，他们笔记了中国人旅游的情形，并对中国马路的平整、游船的舒适、轿子的高明与旅店的普及，惊叹不已。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欧洲比较落后，虽在航海事业雄霸一方，然而国力和经济发展都比较逊色，故当地很少客栈，游船也相当简陋。
到了十八世纪，来华西人的评述对中国的评价逐渐出现变化，不再像是过去单一的赞美之词，反而批评中国是全面落后。特别是自雍正朝(1723-1735年)起，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批评愈趋刻薄，由昔日的期待转为失望，在欧洲言论中生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中国造船技术既守旧又不高明，旅游时乘坐的轿子一点也不舒适。十八世纪来华的欧洲商人与外交使臣，不再像耶稣会士般仰慕中国文化，他们不但对中国没有憧憬，更冷静地分析中国的强弱。其中英国使节团直指中国的航海技术没有突破、道路整齐但无特出、轿子不如英国马车、旅店虽普及却不如英国的整洁。
巫博士指出，“欧洲人早期对中国的赞美，事实上是夸大其辞，目的是要刺激欧洲反醒改革，而中国并没有他们所描述的那么美好。”
旅游地景的再现
透过文字与图像所呈现的地景，往往被赋予了主观的文化意涵。明清的美丽地景，是透过一种文化形态塑造出来的，就以江南为例。
江南的文人留下大量诗词，方志里记载古迹名胜“十景”，给人留下是旅游胜地的印象，再加上政治力量的加入，令江南得以声名大噪。如清代曾有几位皇帝南巡，他们所到之处都留下大量的相关记录与诗文，有的景点还有皇帝的亲笔题字及赐予匾额。这些原本较不为人知，并非文人较熟悉的景点，经过他们的“加持”后，知名度大大提升，也造就了一些原本并不起眼的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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