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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杨继盛为例谈明代士大夫如何偏见误国(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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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13 18:19:45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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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东攻中防西抚的战略：西部在不放松防御的同时，尽量维持与俺答部的友好关系，从而腾出力量增援中部与辽东；在中央的蓟镇，用戚继光为总理，深沟高垒，牢牢守住北京的门户；在辽东用李成梁，对土蛮和女真主动出击。不过数年之间，明朝北部的边防形势就出现了决定性的好转。就是在“主抚”的西线，张居正也充分认识到了局势的复杂性。张居正一方面严令将士不得启衅，另一方面对蒙方可能的挑衅行为也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与嘉靖皇帝截然不同的是，张居正指出“夷酋既已悔罪乞哀，宜开其自新之路”，只要对方释出善意，就恢复贸易。他还富有远见的指出要做好其他蒙古族首领的工作，以便在俺答将来去世之后，还能将和平局面继续保持下去。
和平就这样在双方疑惑的眼神中开始，并继续下去了。后来也出过好几次类似嘉靖三十年那样的杂音，但双方都明白和平的可贵，采取自我克制、互相谅解的态度，终于没有再像上次那样开和平的倒车。万历十年(1581)，张居正与俺答先后去世。但他们的后来者——桃色事件的主角三娘子和明朝的万历皇帝与大学士们还是勉力将和平的局面继续维持了下去，一直持续了40多年。通过近40年的求贡，终于换来了40多年的和平。这40多年的和平成为了明朝270多年历史，甚至是中国2000多年历史上，汉族与游牧民族关系史中最灿烂的乐章。
俺答求贡的故事到这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我们的思考却不能就此止步。一件好事为何如此多磨？40年的和平竟然要用40年的战争去换取？高拱和张居正是如何的苦心积虑，要通过把汉那吉事件达到和俺答通贡和平的目的，然而，四十年前，这样的机会曾经多少次就摆在他们的先辈面前，唾手可得，却被白白丢弃。这是为什么？难道和平真的就不能早一天来到吗？
杨继盛们的战争和平观
嘉靖30年开放马市的时候，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书坚决反对，提出开马市的“十不可，五谬”。这位杨继盛是明代著名的敢谏忠臣，他的意见可以比较典型的反映出明朝士大夫们反对通贡的原因，而较少受到个人私利的影响。
杨继盛的奏章大体归纳起来是这样的：俺答是个恶棍，蒙古是劣等民族，我们堂堂中国不能跟他们交往；俺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不可以相信的；而且既然已经开打了、断绝了来往，就不能和谈、恢复来往，否则就是朝廷失信，会很没有面子；另外，和平会打击大家的打仗积极性，会荒废国防建设；不可七说互市会显示朝廷胆怯，引发盗贼；还有，马市开放时间长了，会因为买马而耗尽国家的财富。除此之外，杨继盛还提出了反驳赞成开市派的“五谬”。一谬说要巩固国防就不要和谈，既然要准备硬的一手，就不必搞软的了；二谬说既然不打，要马何用？而且俺答这种狡猾的鞑虏也断断不会卖好马给我们的；三谬说开贡市要花很多钱，是一大损失；四谬说贡市不能让所有蒙古人都满足，总会有不满足的鞑虏再来抢劫；五谬说我们打击鞑靼侵略者是正义战争，是应战，不是求战，没有啥不祥的。
无独有偶，20年之后，张居正又专门论述了通贡的“五利”。我们不妨再将这篇开市派的代表著作拿出来，与杨继盛的比较一下，看看究竟谁是谁非。
张居正说“且此事有五利焉：虏既通贡，边鄙不耸，穑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复屯田，蓄吾士马之力。岁无调援，可省行粮数十百万，二利也。土蛮、吉能，每借俺答以为声势，俺酋既服，则二虏不敢轻动，东可以制土蛮，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赵全等既戮，板升众心已离。吾因与虏约，有愿还者，必勿阻之。彼既无勾引之利，而又知虏之不足恃，则数万之众，皆可渐次招来，曹州之地可虚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孙，情乖意阻，虏运将衰，其兆已现。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顿、呼韩之变。我得其机而行吾之计，五利也。”(板升即指叛逃蒙古的白莲教徒)
比较杨继盛和张居正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的核心分歧就是要战还是要和的问题。杨继盛认为只要“发明诏选将练兵”，就可以战而必胜，“竿俺答之首于藁街”，比之在他看来“丧权辱国”、“劳民伤财”的互市要好得多。张居正则大力突出了和平的诸多好处，虽未明确进行比较，但显然认为和比战要好得多。其实，自明朝开国，元顺帝北逃以来，蒙古就一直是明朝北边的心腹大患。想要一劳永逸、一网打尽，谈何容易？明军北伐，兴师动众，补给线长达数千里，后勤极为困难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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