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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杨继盛为例谈明代士大夫如何偏见误国(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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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13 18:19:45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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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是粮草已尽而尚未看到敌人的踪影。而一朝班师，蒙古人就跟了回来，说不定明年就会再来袭扰。在俺答与明朝的多次交锋之中，明军败多胜少，北京城都一度被包围，何谈“竿俺答之首于藁街”？
明朝还有个战与和的利害权衡问题，俺答那里同样有这个问题。只是在抢掠的成本高而收益少的情况下，俺答才会数十年对和平通贡孜孜以求。如果明朝真的边防尽驰了，那么俺答说不定也就要改主意了。而且蒙古部落并非只有俺答一家，其他人是否也能够自我约束、以和平取代战争，甚至于俺答的部众是否都能为俺答所约束，放弃抢掠，这都是尚未确定的问题。因此，在“外示羁縻”的同时，必须“内修守备”。这个问题其实杨继盛和张居正都注意到了。然而，他们所给出的答案却截然不同。在杨继盛看来，战与和是完全矛盾的，只能取其一，要么就打到底，要么就彻底投降。而张居正却不这么看，他并没有将战与和完全对立起来。在空间上，他实行东攻中防西抚的战略，对不同的蒙古部落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待。在时间上，当蒙古人违约时，他立刻停市绝赏，严厉以对。而当蒙古首领“悔罪乞哀”之后，他就予以宽大，重开贸易，恢复和平。战与和这两个矛盾的事物在张居正手里实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而杨继盛的观念则被事实所驳倒，显得那么僵化迂腐。
杨继盛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长期的和平会不会自然的导致“驰懈兵事”，放松国防。应该说这个疑虑虽然看起来有其道理，但在事实和逻辑面前也是站不住脚的。张居正时代的经验表明，和平并不一定导致国防的松懈。一方面，东线仍然战事频频，从西线节约下来的物资被送到那里，加强了的明军在李成梁的指挥下主动出击、屡战屡胜，打出国威和军威。另一方面，基本上也平安无事的中线在戚继光的统领下，也在不断加强边防，使得明军在蓟镇一线的防御固若金汤。这充分说明了和平的条件下也是可以搞好国防建设的。总的来说，相对太平的张居正主政期间，明朝的国防建设较之烽火连天的嘉靖年间要好得多。搞好国防并不一定需要不停的打仗，而不断打仗的时候，国防也不见得就能搞得好。而且，从逻辑上来讲，国防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可杨继盛却主张为了国防而放弃和平。这不是本末倒置了么？居安思危是没有错的，但是为了“思危”而放弃“安”，那就荒唐了。
杨继盛们的经济观和民族观
除前文所提，杨继盛的其他观点也反映出了他的迂腐和短视。他认为既然已经下诏打仗就不能再讲和，否则就是有失体面和威信。可是，难道国家的政策是制定了之后就永远不再更改了的么？说和平就是示弱，难道要显示不“畏怯”，就要把战争无休止的打下去？何况当时明军在军事上并不占优势，莫非屡战屡败的朝廷更能让“盗贼”“慑国威”么？至于他提出的两条经济上的反对意见，更说明了他根本不懂经济。他认定了贡市就是给俺答送钱，就是拿中国的民脂民膏去填鞑靼的无厌之欲，以苟且偷安。在他看来，蒙古得到的，就是明朝失去的，从来就没有想过世界上还会有“汉鞑两利”这样的事情存在。朝贡贸易，由于明朝采用“厚往薄来”的政策，给与赏赐的价值常常高于贡物的价值，明朝是会吃点亏。但这样的朝贡通常数年才有一次，每次也只允许十几、几十个使者来贡，贸易额是很小的，远远谈不上什么大损。更何况后来隆庆通贡时，明朝还不准俺答派人进京进贡，只准在边境交易，则连这笔小开支也可省下了。但同时，和平的到来，使得明朝的边民再无战乱之苦，可以专心发展生产，军费开支也可大大削减，这个好处是极大的，张居正将其列为“五利”中的第一和第二位，可杨继盛却视而不见。至于边境上的马市交易，乃是你情我愿之事，交易的价格必然是会使双方都得利的公允价格。若真是由于交易额过大，闹得明朝布帛都不够用了，交易价格必然会变化以反应这种供需变化的情况，布帛价格会上涨而马价下降，交易额也会随之变化，怎么可能会出现“十年以后，帛将不继”的情况呢？时人记载万全马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漳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很明显，这些商铺大都是私人经营的，有利即来，无利即走。这更说明了马市交易是一种能够让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公平交易，而不是给鞑靼送钱的一边倒买卖。杨继盛出身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接受儒家正统“重本抑末”的教育，以农为本，视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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