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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绍兴府档案中的大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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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桥畔曾是明清两代重要的漕运码头(图)

时间:2010-1-14 11:19:01  来源:北京青年报
被平毁……

    令人感到庆幸的是,上世纪末抢救下来的前三门城墙残迹,被开辟为公园,经过整治的通惠河,在不远处倒映出角楼的雄姿,力图让人们回忆起当年东便门的水乡风貌。 

    泡子河曾是元代通惠河的一段故道

    上面两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拍摄于1913年,尽管其水面已经比明清时期萎缩了不少,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当年的美丽景色。通过照片也可以知道,这里曾经是北京城内非常幽静的去处。

    在元代,泡子河是通惠河在城外的一小段故道。明迁都北京后,将元大都南城墙南移二里,重新挖掘护城河。在建城过程中,暂时利用这一段河道,引出六海洪水。明内城建成后,这河道就成了内城东南角的一段“盲肠”。由于这里是内城较低洼的地方,沿河有数个积水的水洼,小的有十余亩,最大的有近百亩,北方人称之为“泡子”,这条河也就被叫做了“泡子河”。

    从清代乾隆年的地图看,在崇文门以东的城墙下,有一个水关,使泡子河与前三门护城河连接起来,成为北京内城的一条泄洪通道。明代的《燕都游览志》记载:此处“前有长溪,后有广淀。高堞环其东,天台峙其北”。泡子河有两条河道,一条起始于贡院以东,经古天象台向南流入“泡子”;另一条则是通惠河的故道,起点是船板胡同西口,沿内城前三门城墙的北城根,向东汇入“泡子”。至于泡子河的水源,《帝京景物略》说:“洼然一水,泡子河也。积潦耳……”说明是由于地势低洼,积雨水而形成的。

    在明清两代,远离车马喧嚣的泡子河“两岸多高槐垂柳,空水澄鲜,林木明秀,不独秋冬之际难为怀也”。是北京城内一处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好去处,吸引了不少文人学子、达官显贵,在此修建宅第和私家园林。还有几个寺庙也借此水的灵气,建于河岸,例如供奉吕洞宾的吕公堂(亦称吕仙祠)、慈云寺等。泡子河北部的贡院,是明清两代科举乡试、会试的重要殿堂,多位帝王都曾临幸此处。春秋两季进京赶考的各地学子,纷纷就近来到吕公堂、慈云寺乞梦求愿,以求高中,据说相当灵验。因此这里的庙观香火十分兴旺。

    据红学家周汝昌考证,曹雪芹可能就诞生在泡子河畔的曹家宅第“芷园”。清初,曹家“从龙入关”以后,原隶属正白旗,后任江宁织造的雪芹祖父曹寅有诗云:“掌大悬香阁,文光射斗魁。”此句下有原注云:“芷园小阁,邻试院(贡院),寓公多利。”

    那时的泡子河,水中有船,岸边有人垂钓,每到夏季,还有不少人到河里游泳、洗澡。直到上世纪中叶,这里还有“船板胡同”、“鲤鱼胡同”和“钓饵胡同”。明末《帝京景物略》有这样的记载:“十五日,诸寺建盂兰盆会,夜于水次放灯,曰放河灯,最胜水关(积水潭),次泡子河也……”也就是说在明代,每当阴历七月十五,泡子河的水面,还是放河灯的好去处。


    清朝灭亡后,这里逐渐沦为贫民区。大量的生活污水、垃圾,使几个泡子成为死水;日寇侵华时期,在贡院以南又开了一个“启明门”(今建国门)断了北部的水源。新迁来的居民们,在这里填河造地建房,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里只剩下几段臭水沟。

    20世纪50年代末,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使这里成为一片工地,新北京站及其东面的车辆段,占据了泡子河的大部分流域面积。今天的内城东南角,早已建成了现代化的社区,看不到一点水乡的样子。只有少数几个地名,例如:“泡子河东巷、西巷”、“泡子河社区”,能使人们联想起这里曾经有过一条美丽的小河。 

    盔甲厂,明清两代的“军工重地”

    现在的北京站以东的泡子河东巷内,还有一条“盔甲厂胡同”,顾名思义,这里曾经是生产官兵穿戴的盔甲的工厂。

    原来,在明代,工部军器局曾经在王恭厂和泡子河边,设厂生产军用盔甲、火炮、弓矢、弹药等等,并各设“掌厂太监”一名。在明清两代,习惯在城角地区生产、储存兵器火药等,如东北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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