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注: 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级和最后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人民抗日高潮进一步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1936年12月初，在西安的张学良[注: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的组织者。字汉卿，]和杨虎城面对蒋介石和其率领的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亲临前线的“剿共”督战态势颇为不满，几经商议，最后下决心不再参加“剿共”行动；为此，二人几次“晋见”再次抵达西安的蒋介石，劝说其放弃内战政策，但蒋介石却根本听不进去。
　　
　　12月4日，蒋介石住进了临潼的清华池。清华池的第一道门卫由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第一连担任，营长王玉瓒；第二道门和五间厅之间的警卫，则由蒋介石带来的卫士担任。在清华池，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两个方案中作出抉择：
　　
　　第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
　　
　　第二，第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6~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对于蒋介石的这两个方案，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意再与红军作战，又不愿意离开西北。如果攻打红军，势必使自己的实力消耗殆尽；而离开西北，得不到红军的支援，迟早必被蒋介石所“改编”或吞并。权衡利弊后，张、杨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二人决定先行“苦谏”，万不得已即实行“兵谏”……
　　
　　12月10日、11日，张学良驱车到临潼清华池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痛陈国家民族的危亡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抗日；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不想，蒋介石就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连连拍着桌子喊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无奈，张学良只得离开，改由杨虎城再去见蒋介石，力劝：就这样，张去杨至，杨走张来，连续数日分别对蒋实施“苦谏”，蒋介石毫无所动……
　　
　　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的学生们高举“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的横幅标语、手持小纸旗走上街头，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开枪镇压，打伤小学生一人，更激起了学生们的极大义愤；学生们临时决定，徒步去50里地以外的临潼清华池，向蒋介石“请愿”。
　　
　　蒋介石得到报告后，急忙布置军队在十里铺架设机枪拦阻，同时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打电话给张学良，要他派兵镇压，并连声说“格杀勿论”；张学良不得不亲自去十里铺劝阻学生，并向学生们保证：“一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
　　
　　实际上，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感到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顽固态度实难改变，但还是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于次日由张学良再次硬着头皮向蒋介石“进谏”，要求联合全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动员全国的民众，一致抵御外患，竟被蒋介石斥之为“犯上作乱”，同时对其在十里铺对学生们的讲话表示了极端的不满。
　　
　　张学良退出后，让杨虎城再去一次，看看情况；杨虎城去了，见蒋介石依然是一副顽固不化的态度，只得返回同张学良商议。二人觉得“苦谏”和“哭谏”等软办法都无济于事，再用也无效，最后决定实行“兵谏”……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反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西安事变由此爆发。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西安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形势十分复杂，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张、杨两将军无所适从。
　　
　　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张、杨两将军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清晨，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有关事宜。
　　
　　12月12日上午8时，毛泽东被从睡梦中叫醒。他看到张学良给他和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的电报：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注: 联合政府是指有两个以上政党共同组成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曾被共产党提出并得到了第三方“民盟”的支持，但因与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基调冲突而未被通过。]。兄等有何高见，速复。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毛泽东立即吩咐警卫员去通知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开会。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并传阅了电报内容。接着，“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各自发表意见。当时，张国焘提出“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毛泽东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全面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指出：“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红军各部队顿时沸腾起来，整个保安乃至陕北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在保安的邓颖超得知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后，“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当时在保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这样写道：“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保安举行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公审蒋介石。”当时，在定边的李维汉也回忆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在当天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毛泽东除了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如下建议：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同时表示：红军钳制宁夏、陇东一带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等中央军，以免西安腹背受敌。
　　
　　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报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指出它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指出南京决定讨伐张、杨，会造成“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煎涤”；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连续开会反复研究事态的发展。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后，“立即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制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情况和建议。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
　　
　　21日，毛泽东电报告我党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五项要求：一是吸收几个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二是停止军事行动[注: 概述 　　军事行动，指有组织地使用武装力量的活动。在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往往配合军事计划，以代号指称不同的任务以便执行。]，承认西安地位；三是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四是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五是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同时，电告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以及红军愿与之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