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的征尘还未洗净，陈济棠又奉命率部移师南征讨伐邓本殷。1926年1月，陈济棠的十一师与张发奎的十二师渡海登上海南岛，全歼了邓本殷的部队。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的胜利，结束了广东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从此，广东局势稳定，为北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惊心动魄北伐战争中，陈济棠没有像张发奎、陈铭枢那样身居前线，而是被安排率部驻留广东。陈济棠原本打心眼里不接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出于对孙中山的尊敬，他当时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现在孙中山已逝世，他本人又得以兼任钦廉警备司令的身份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如何对付共产党便从陈济棠的思想层面转入运作层面。在钦廉地区，所有工农运动都属非法，共产党人乃至进步青年都一律不允许存在。不仅如此，陈济棠还于1927年初，采用污蔑、篡改、断章取义等恶劣手段，整理了一份所谓“共产党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报告书，请陈铭枢转呈蒋介石，请蒋即刻动手处置共产党。蒋介石的政治经验远比陈济棠老练，便以时机未到为由拒绝了陈济棠的建议，但这份报告无疑对3个月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起到了催化作用。

由于胞兄陈维周非法敛财招致非议，自己“清党”的主张又未被采纳，陈济棠心中烦闷，一气之下，遂辞去十一师师长一职，以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赴苏联考察，声称要治商购买军火及训练飞行员等事宜。抵苏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操起了屠刀，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政府一改先前对陈济棠考察团的友好态度，不仅终止了军火采购谈判，而且还阻止他们去西欧考察，这使得陈济棠对这个共产党国家愈加反感，反共仇苏的政治立场进一步确立。

1927年11月16日晚，张发奎、黄琪翔等利用李济深、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的时机，发动“张黄事变”，强行接管和改组了广州政治分会和广东省政府，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大权。由于是年初夏归国并恢复故职的陈济棠拥护李济深，便率部于东江上游与张发奎部作战，力挫张发奎，使广东的局势复归统一。陈济棠在“张黄事变”中力挽狂澜，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声誉。与此同时，他则利用广东省局无主的机会，在潮州、梅州一带取得了财政收入和进行扩编军队的契机。1928年3月，广东军队整编为3个军，陈济棠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统辖第十一、十二、二十五3个师，驻扎于广州。5月，陈济棠兼任囊括广州、四邑、西江等广东最富庶地方的西区善后委员，开始正式涉足政坛。

陈济棠自打参军后，不到10年的工夫，就从营长升迁至国民革命军的军长，有了自己的地盘；任西区善后委员后，他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大力从事地方建设，修筑公路、发展航运、兴办学校，地位日趋巩固。来自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合力，使得陈济棠逐步成为继李济深、陈铭枢之后一支强劲的实力派。陈还借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之机，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大权。“天王之门”向陈济棠敞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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