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解决焦炭问题的以安源为中心的萍乡煤矿是在1898年才开工建设的，那时汉阳铁厂已归商办。至于炼铁厂的厂址，尚未开工建设，盛宣怀就给张之洞打电报直截了当指出：矿务学堂的比利时矿师“白乃富云，武昌设厂。是铁石、灰石皆须逆运，恐运费太钜。郭师敦原勘在黄石港近灰石山处，觅定髙基，安置炉机，荆煤下运黄石港与武昌，运费必不相上下。此系二百年远计，似宜从郭不从白。宣凡有所见，必直陈宪台，事后必知宣心无他，宣言皆实。”后来，他又提出：“若就大冶设炉烹炼虽官办稍加糜费，亦足能兴利持久。继闻香帅舍近图远，纵糜帑二百万，铁亦能成，而运远本重，必不能敌洋料，亦如船政之造船不敌洋厂，粤局之铸钱不敌洋钱也。……至（汉阳）大别山厂基已费购地之款……如能以大别山为炮厂，以大冶为铁厂，则无论官办、商办均能百世不移。”可是，这些忠告都没有动摇张之洞将铁厂放在汉阳的决心，正如许多知情者所说，事必躬亲的他要将工厂放在眼皮底下才放心和顺意！
汉阳铁厂的失败另一重要原因是管理染上官办企业痼疾：臃肿腐败。这固然是官办工厂制度必有的孽子，但张之洞的性格缺陷使制度错失更为严重了。
参与其事的钟天纬在私人信函中写道：“特香帅躬亲细务，忽而细心，锱铢必较；忽而大度，浪掷万金；忽而急如星火，立刻责成；忽而置若罔闻，延搁数月。一切用人用款皆躬操其权，总办不能专主，委员更无丝毫之权。用款至百缗以上，即需请示而行，迨请示则又健忘多病，动延数月。” “最奇者，名为蔡毅若观察为总办，而实则香帅自为总办，委员、司事无一人不由宪派，用款至百串即需请示而行。蔡毅若不过充洋务幕府之职。”蔡锡勇（毅若）是张之洞最信任的办“洋务”的官员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钟天纬在另一封信中痛心疾首地说：负责这项工程的叫总局，“规模颇大”，有总办一人，会办两人，还有四位会衔，两位提调，还有两位“只领薪水，并不会衔”；此外，“自文案、收支、翻译、矿务以及大小班差遣及挂名干修月支薪水者共有六十余员，大半尚未谋面，其才具之优劣，并非总办所知”。这样的“衙门”有多气派，我没有看到直接的记录，不过，转为官督商办后陋习尚未革除，看看有关情况，亦可略窥一斑。1913年报载：“汉冶萍虽名为商办公司，其腐败之习气，实较官局尤甚。以前督办到厂一次，全厂必须悬灯结彩，陈设一新，厂员翎顶衣冠，脚靴手本，站班迎迓。酒席赏耗之费，每次至二、三百元之多，居然列入公司账内。督办之下，复设总、会办，月支薪水二百两、一千两，一凡绿呢轿、红伞亲兵、号褂，以及公馆内所需一切器具、伙食、烟酒零用，均由公司支给。公司职员，统计不下一千二百人，大半为盛宣怀之厮养，及其妾之兄弟，纯以营私舞弊为能。”
其实，汉阳铁厂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没有吸收国内外的教训，政府不应直接投资和指挥建设乃至经营这一类理应由商人办理的企业。在建厂过程中，盛宣怀在给张之洞的一封信中写道：“泰西各矿，皆归商办，岂诸大国虑少官本哉？良以运造出货之本，固无穷期。非商办不能权交易，不能通有无……诚如荩虑，福建船政若为商局，则商轮亦可修造，何至尽糜公帑！招商局若为官办，则洋行屡次倾轧，恐已受亏中止。此前车之鉴也。” “如是铁路每年不过造二百里，每里约用钢轨三十余吨，每吨价三十两，全买官轨，仅得二十万两。津、沪、闽、宁各制造局，每年用生铁不及五千吨，即使尽买官铁，不及十万两，仍不足养此铁厂，似不特官办为难，即商办亦难广筹销路。昨与傅相（李鸿章）纵论及此，目前若得商人接办……用人、理财照轮船、电报两局之例，出入账目，一年禀报一次。大宪只持护其大纲，不苛责其细务，庶可事简而责专，商人或能乐为其难。”一个决策有重大错误的官办企业要纠正是极其困难的，即使交给商人也难以立即扭转乾坤，但却是唯一出路。
张之洞一生兴办的工厂不少。仅在湖北，“之洞至，兴铁厂、槍砲厰、纺纱、织布、繰丝、制麻、制革各厂。创设官钱局、造币局，行用钞票，铸银圆，以固根本，剂盈虚。”而除了垄断性的为各省代铸小银圆“收其余利，岁百十万”和“创铸当十铜圆，当二铜钱，行用南北各省，至数仟万，余利至千百万”外，“铁厂、纱布丝麻各厂，亦折阅相继。然一易商辦，则赢利巨万。”问题出在制度上。
为甚么不在筹办之初就由私商来办呢？一手经办此事的盛宣怀道出其中内情：当年李鸿章“以炼铁难筹巨款，半途中止……招劝华商出资接办……嗣奉电谕改归官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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