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史学第一卷·感觉图像叙事》   作者：杨念群    出版社：中华书局

从1928年3月底开始，上海的居民走到四马路一带，常能听到街边报贩在吆喝一个名字：“马振华”。有三、四种印刷粗糙、但图文并茂的小册子正在热卖，马振华就是其中的女主角，她于3月16日夜投黄浦江自杀。此事在当时非常轰动，记者蜂拥而至，十多天时间就织构出自杀事件的来龙去脉，除了各大日报的报道，还有几种单行本发售；这件事还被编成剧本，在上海一些游艺场公演。据说印刷品和演剧都“非常利市”，前者“销数大增，洛阳纸贵 ”，后者“万人空巷，座为之满”。在叫卖声中还经常会听到另一种称呼：“马处女”，这是此事引起舆论大哗的一个重要原因。马振华死时三十一岁，半年前开始与一男子汪世昌恋爱，二人订婚后发生了性关系，汪怀疑马非处女，马竭力辩白，并于自杀前两天写一血书盟誓。外界认为，马是以死明志，洗清被怀疑为“非处女”的耻辱。

“新旧冲突”？

这些隐私得以迅速被外界获知，主要缘于马汪二人的书信。马振华投江后，尸体于次日清晨被打捞上来，人们在岸边发现一大捆书信，有一百二十多封，是汪、马二人具名的情书，内有两人的一幅合影，以及一张上署东台县禁烟分局长马炎文的名片。名片上的人是马振华的父亲，显然马振华在自杀前已将一切设想得非常周到，让人们能很快辨明死者身份，同时将自己和未婚夫汪世昌之间发生的事公诸于世，出于这种考虑，马振华才将书信放在岸边，而没有携之投江。

马汪最初的接触颇有戏剧性成分。当时马振华年过三十岁，尚待字闺中，与父亲、兄弟、父亲的第三妾尤氏同住在上海法新租界。 1927年11月，马偶然发现临窗小巷对面的楼中有一青年男子朝这边张望，对方就是汪世昌，此时正在国民革命军鲁联军第五师长周树人处任秘书，与周同住，其房间窗口正对马振华卧室，相隔不足五尺。十多天后，一封试探的情书从窗口掷到马振华卧室，从此二人开始通信，继而约会去公园、影戏院，并到照相馆合影一幅。

四个月后，马汪的关系被汪的上司周师长得知。周亲往马家做媒，两家交换生辰八字，请人测算无不祥，马父也就应允，简单的“小定” 仪式后，拟于1928年10月举行婚礼。至此这桩恋爱发展顺利，似应喜剧收场，女方的自杀似乎令当事人汪世昌都感到突然。汪马比邻而居，但马死后两天，同事将一份《时报》掷到汪面前，他才得知马自杀的消息。在给报馆的信中，汪认为马的死因在于“旧礼教束缚”、“女子尚未得到充分的解放”，又强调两人爱情甚笃，“虽未结婚，而精神上却比任何已结婚的爱情，要好到万万倍”，并于当晚也投江自杀，以示“不忍背盟”。这一行动却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据报载，汪世昌获救未死，是因他随身带一条粗绳，一端缚于岸边木筏，一端缚住自身，然后才投水，并非“真死”。

《时报》和《时事新报》派出记者对“南码头查获溺毙女尸”的社会新闻穷追探访，正是因为他们认为情书中透露的信息“可以表现新旧思潮冲突之一斑”。汪世昌对其上司周师长详细解释了马振华自杀的“远近因”，远因是两人订婚后发生性关系，汪怀疑马非处女，使马“感情上不免受一极大打击”，近因是马自杀当晚，汪曾入其卧室要求同床，对方“誓死不从”。马汪事件中有旧诗酬答、师长做媒、测算生辰八字等情节，最初汪怀疑马非处女时，也曾请算命先生测算，回答是“绝非完璧”，这些都使人产生“旧”的评价，但谁也无法否认，女性恋爱—失贞—自杀的命运是与“新思潮”相伴随而受到关注的社会现象。马振华的父亲马炎文对女儿的死也做了这样一番评说：“我女死矣，我女之死，可谓死于新文化旧道德相混之中，盖我女所受之文化系新，而新得不彻底，苟新得彻底，不致于死，所守之道德依旧，而旧得不彻底，苟旧得彻底，亦不致于死，而今新旧相混，遂酿此剧变。”这番“新旧冲突论”很快招来反驳，有人认为马父的言论有将新思潮等同于滥交之嫌，马振华是死于追悔失身，完全是旧礼教的问题，“岂彻底的新文化，失身之后尽可不必追悔，抑一次失身不足，尽可二次三次失身乎”。

此贞操非彼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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