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华先前曾拒绝过他人的提婚，很可能在她心中早已认同了恋爱的生理重要性，继而产生“放佚的恋爱行为”，努力成为“新人”，但严格说来她所遭遇的问题并非“贞操”，而是“童贞”，这时的女性言论很少对二者做语义上的区分，但在具体语境中，前者常常与经济上的赡养、人伦上的阴阳配合等世俗维度相勾连，后者却被含混地指向了“爱”的至上价值。

新思想旧道德的“新女子”

潜在的“童贞”逻辑使新旧之间的差异显得矛盾而暧昧。在《新女性》杂志随后的讨论中，人们对马汪二人恋爱的“形式”予以特别的关注，有人说“这种恋爱的方式，不是簇新而漂亮的现代式，是破旧而卑劣的古怪式”；两人的相识是“一剧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把戏”；“马汪两人的发生关系以至寻死觅活，无非是受了旧来西厢记一类说部的影响，至多也不过是玉梨魂一类的小说在那里作怪，距离所谓现代的恋爱不知有几多的远”。

那么“簇新而漂亮的”、“现代的”恋爱是怎样的呢？马振华事件过后两个月，《新女性》杂志的主编章锡琛撰文讨论这个问题。文章的灵感来自餐桌上的见闻：章的一位朋友是某大学教授，年轻英俊，文质彬彬。一次他被邀赴宴，席间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时髦太太，不住地打量他，后来又仔仔细细地询问了他的年龄、籍贯、家庭状况，得知他还没有结婚后，就提出想把自己的一位女朋友介绍给他，并且连连夸奖自己这位朋友———人非常之好，是一个“新思想旧道德的新女子”。

这件事被青年教授当笑话讲给了章锡琛，说者无心，章却受到很大触动。故事中“新思想旧道德的新女子”显然是作为一句广告语使用的，这位女子虽没有出场，但要想象她的衣着举止、仪容风度并不困难：“新是在思想上的；她们会剪发，会穿旗袍，会着长统丝袜和高跟皮鞋，她们也会谈女子解放，男女平权，乃至最时髦的国民革命。然而你如果一考察她们的道德观念，她们却依旧崇拜孝亲敬长之风，勤俭贞淑之德，夫唱妇随之乐。在旧式小姐的身上，穿上一套新式的衣服，这正是现代的所谓‘新女子’！”

在20年代末的上海，这样的女性已随处可见。她们受过现代学校教育，总是仪表出众，言辞得体，懂得生活情调，身边聚集着追求者，是现代女性生活的样板。一旦对比观察，就会发现，马振华的死因与旧礼教———贞操观的束缚全然南辕北辙，而是因为无法忍受童贞支付的失败，其他“新女性” 们虽未遭遇同样的命运，但她们的人生态度却是一样的。仅就对贞操的理解而言，妇女解放对大多数女子的号召力并不在于解除贞操的绑缚，而在于将童贞的支配权从家长那里争取到自己手中，换取更优越更有情趣的生活。在大量呼吁解除包办婚姻和自主择婚的言论中，发挥作用的也正是“童贞”逻辑———女性终身幸福的前提。包办婚姻的一大罪状是女方家庭只看重对方的金钱、门第，而把女儿送入火坑，但回顾妇女解放的成果之时，章锡琛却发现，解放了的女性在择婚原则上和前者并无不同，而且带有更强的物质性。

现代婚姻与物欲的缠绕关系悄然取代了传统礼教的约束。有论者以偏激的口吻认为有夫之妇和娼妓本质相同，都是“以贞操为取生活之资的商品”，从这个角度，“私通”因其单纯出于快乐而不取物质代价的特性，反而不被归入娼妓行为。这种说法立刻引来女性的抗议，认为“荒谬绝伦”，反驳的理据是婚姻中的男女有“相爱的高尚感情”以及分工合作的权利义务。但从经济维度出发对两性关系的解释一直非常有力地存在着，以婚姻为弧的“恋爱”其真实性总是非常可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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