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正式”显然是马振华最大的心病。于“正式”之前发生性关系并怀疑对方不是处女也构成了对汪世昌最大的指责，因为不是处女完全可以成为解除婚约的理由，汪有始乱终弃拒绝承担责任之嫌。所以对马振华的死因有一种“被弃”的解释：汪求欢被拒后，将马振华写给他的七十二封信打包送还，当时汪正准备随军开赴异地，马以为对方不顾婚约、返函绝交，遂于是夜自杀。

很多人认为是汪世昌的“抛弃”导致了马振华的自杀，汪无异于杀人凶手。当时上海中华妇女同志会曾就此事发表宣言：“死马振华女士者，既非旧礼教思想之束缚，亦非旧家庭家长之阻梗，而实浮荡成性，狡狯无耻之拆白男子汪世昌也。……汪世昌诱惑马女士以后，复疑马女士为非贞，且竟退还情书，表示决绝，其人格之卑鄙，心术之狠毒，实已达于极点。”一位自称“被侮辱的女子”也曾写信致报馆说：“你不信他贞洁，他就流血立誓，你尚为不足，进而用强奸式的手段破坏他的节操，那时你满足肉欲和破坏处女膜的目的达到了，就想把她抛弃……马女士就生生被你杀死。”在道义指责之外，有人还建议汪的上司周树人应将汪捆送法庭，以平公愤。

从新文化运动之初，“贞操”被作为重要问题提出，至此已逾十年。但在马汪事件的舆论中，可以看出“贞操”本有的特定含义已被模糊。贞操主要是针对婚姻关系，“女不许再醮”、“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鲁迅对“节烈”一词有简洁的概括：“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新知识阵营批判传统贞操观的焦点一开始主要集中在男女在性道德上的二重标准以及守节殉夫的不人道，针对的社会现象是寡妇是否能再嫁、遭强暴的女性是否必须自杀等问题。而打破“贞操观”的意义在于让两性免除“毫无意义的苦痛”，享受“正当的幸福”，“幸福”的内容主要是与男性结合、接受赡养、改善生计。如胡适所说：“还有一些妇人，对他丈夫，或有怨心，或无恩意，年纪又轻，不肯抛弃人生正当的家庭快乐；或是没有儿女，家又贫苦，不能度日：———妇人处于这种境遇没有守节的理由，为个人计，为社会计，为人道计，都该劝他改嫁。”

总体看来新知识群体批判贞操观的策略在于指出贞操的代价———“苦”和“难”，颠覆其效果的价值———贞烈牌坊的无用，以及批判男性不受贞操约束的不平等。但节烈的本义却在这场论辩中被不声不响地倒置了。至少在明代，守节与否通常是新寡妇女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种决定，国家礼法要求妇女守满夫丧，并不限制再嫁。因为守节仍可享有夫家的财产份额，守节妇女有时反而要承受各种“迫嫁”的压力。从“人道”出发劝寡妇改嫁的例子也很常见，在《绘图列女传》记载的贞女故事中，父母、翁姑、病危的丈夫常会以年少、家贫、无子等理由劝嫁，但这会令妇女“闻而深自伤”，从而更激发殉节的决心，甚至 “因他日惧不得死”，而在丈夫垂危之时“先自仰药”，因此家属必须对懂得贞操大义的寡妇予以“严防”，这时候妇女甚至需要用计瞒过家人以达到殉节的目的，比如佯言允嫁，闭门自缢。节烈的实现表现为来自亲属的“夺志”与寡妇的“守志”之间的一场拉锯抗衡，在此过程中，妇女以赋诗、作歌、告白的方式表明心意坚定，甚或以断发、毁容等激烈举动明志，最终以“守”或“殉”的胜利而告终；而且女子自身条件越好、再嫁的理由越充分，也就越彰显贞操的价值。鲁迅在小说《祝福》中，也曾通过卫老婆子之口提到“回头人”出嫁“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可以看出这套“夺”与“守”的道德演示在乡镇妇女改嫁仪式中也被象征性地执行着。

五四时代，贞操在伦理层面的内涵曾被许多外来文本强烈撼动，其中瑞典妇女运动家爱伦凯的《恋爱与道德》最为人所乐道。爱伦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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