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为皇帝嫡妻，是皇帝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皇后名称首创于秦始皇，而真正形成制度并不断完善则是在西汉时期。如《汉书·外戚传》云：“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后制度基本继承汉代，但也具有一些新的时代特点。譬如多立皇后与不立皇后。

一、多立皇后

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多立皇后。此事始见于东吴末帝孙皓时期。据《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记载，孙皓好色，初立皇后滕氏，后为满足淫欲，并削弱滕氏尊位，便开始多立皇后——“皓内诸宠姬，佩皇后印玺者多矣。”

孙皓多立皇后的原因主要是不愿受到中国传统嫡妻制度的约束。根据“礼无二嫡”（《晋书·礼志中》）的规定，所谓“一室之中，岂容二妻”（《礼记·郊特牲》），即使贵为天子，可以妻妾成群，但其嫡妻亦即皇后（先秦时期称王后）却仅有一人。她们被视为天下之母，并掌管后宫。如《后汉书·皇后纪·序》云：“《周礼》王者立后，……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这对于沉湎酒色的孙皓无疑是一个很大制约。所以要想为所欲为，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昏君，孙皓便开始从制度上打破这一制约，以至“后宫千数，而采择无已”（《三国志·吴书·妃嫔传》注引《江表传》）。而多立皇后则只是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事例。

孙皓多立皇后还有着裁抑外戚的意图。滕氏为五官中郎将滕牧之女，天兴元年（264年）十月甫立为皇后，滕牧便以后父被封为“高密侯，拜卫将军，录尚书事”（《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及至多立皇后，藤后失宠，尊位自然降低，而滕牧也被剥夺了执政权力，最后竟被放逐苍梧。

此外，孙皓之所以多立皇后，也多半借鉴了历史上的一些先例。在儒学经典中便明文记载着舜娶帝尧二女的事例，所谓“釐将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尚书·尧典》。事实也是如此。史载北周宣帝宇文赟同时册立四后，便据此下诏说：“帝降二女，后德所以俪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诸令典，爰命四后，内正六宫，庶弘赞柔德，广修粢盛。比殊礼虽降，称谓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锡嘉名。”见《周书·皇后传》）。而更直接的渊源，则可能是东汉末年以来民间所出现的一夫二妻现象。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献帝传》记载，建安初年，秦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前妻杜氏留下邳”，便娶有二妻，无嫡庶之分。又《晋书·礼志中》记载：“郑子群娶陈司空从妹，后隔吕布之乱，不复相知存亡，更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得还，遂二妃并存。”《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记载：徐平“两妇归宗，敬奉情过乎厚”。

由于皇后事关国家制度，孙皓多立皇后对后世曾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仅就民间而言，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出现了史不绝书的一夫二妻现象，甚至被有些学者称之为“一枝二鸟”（参见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208页）。如西晋“安丰太守程谅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嫡”；东晋南平陈诜先娶李氏，为贼所掠，遂更娶严氏，后李氏得还，“诜籍注领二妻”（以上皆见《晋书·礼志中》）；北魏大臣陆丽娶“二妻，长曰杜氏，次张氏”，其子定国亦娶二妻，“嫡妾不分”（《魏书·陆俟传》）。至于多立皇后，尽管在东晋、南朝并没有任何事例，但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却比较多见。如匈奴汉昭武帝刘聪在皇后刘娥病故后先册立皇后靳月光，不久便“以其皇后靳氏为上皇后，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右贵嫔靳氏为右皇后”，后以靳氏淫乱，改立樊氏为上皇后，“又立其中常侍宣怀养女为中皇后”，乃至其“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七人”（《晋书·刘聪载记》）。北齐后主高纬废黜皇后斛律氏后，亦先立皇后胡氏，后又“拜弘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北齐书·后主纪》）。北周宣帝宇文赟先立皇后杨丽华，“号为天元皇后”，后因猜忌其父杨坚，“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与后为四皇后焉”，再加上稍后增设的“天中大皇后”，最后竟然“五皇后”（《周书·皇后传》）并存。这些都与孙皓的多立皇后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故陈寿批评孙皓“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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