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的皇帝。他们都是汉化的少数民族，而且不是暴君就是昏君。故尽管他们在多立皇后时曾引经据典，但实际上却根本不把中华传统礼仪放在眼里。以宇文赟为例，武帝宇文邕在位晚年便特别诏减后宫，认为“刘、曹已降，等列弥繁，……本由嗜欲之情，非关风化之义。朕运当浇季，思复古始，无容广集子女，屯聚宫掖。弘赞后庭，事从约简。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自兹以外，悉宜减省”（《周书·武帝纪下》）。根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宇文赟至少也应该有所收敛。但他继位后却仍然多立皇后，广纳嫔妃，没有丝毫顾忌。可见他们完全是为所欲为，根本不受传统礼仪的约束，更不考虑后果。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们迷信武力、忽视统治方法和文化建设的缺陷。反之，从不立皇后看，则均为东晋、南朝皇帝，甚至大多是开国皇帝。他们虽然也有专制、残暴和荒淫的一面，但在如何设置皇后上却始终坚持中华传统礼仪，既注重形式，也考虑效果，体现了统治经验的总结、丰富和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汉族文化的先进。
最后，从历史影响来看，多立皇后的现象后世基本消失。除了民间在某些特殊地区仍有多妻的孑遗（参见谭蝉雪《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真情》，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145页），目前所能看到的便只有元顺帝册立高丽人奇氏为“第二皇后”（《元史·后妃传一》）的记载。这说明，经过历史的检验，多立皇后的做法已经被统治者抛弃。而不立皇后的事例则在后世反复出现。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唐以后，除了肃宗张皇后在生前曾被册封为后，从代宗一直到昭宗，其间所有皇后实际均为死后追赠（参见《旧唐书·后妃传下》、《新唐书·后妃传下》。其中德宗王皇后，册封当日即死）。这种事例的大量出现，显然也是吸取了唐朝前期武则天和韦氏、杨氏等外戚专权的教训，从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唐朝后期何以没有外戚专权的原因。
（本文原载《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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