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从如上数原因出发，史迪威对蒋介石综合中国各方调查提出的缅甸作战意见不以为然，同时对蒋提出的中英协同问题、缅甸地形、后方联络、第五纵队等在缅作战诸困难也均不表重视。他坚持认为，应在同古集结中国军队主力，并迅速向仰光出击，夺取仰光，取得缅甸保卫战的迅速完全胜利。3月9日，在与蒋的谈话中，他提出：“我军立即反攻，或可得大规模胜利之战果。反之，如再拖延十日，敌在此期间，必尽速增援，加强仰光之防御，恐击退之非易事矣。”强调要立即发动进攻。当然，此时中国军队不过刚刚出动，大部分部队尚在国内，十日之内反攻的说法近乎天方夜谭。此后，史迪威事实上也未坚持马上反攻仰光，并在与蒋谈话时，当面有条件地接受了蒋重点防御曼德勒的计划。不过，当其受命负责缅甸前线指挥并走马上任后，即把蒋的计划完全置诸脑后，此后，一直到缅甸战役失败，史迪威实际都坚持和蒋思路完全相反的进攻战略。中国远征军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史迪威的这一战略思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蒋、史不同战略思想的实施及冲突

史迪威以中国远征军指挥官身份抵缅甸后，立即准备将其在缅甸发动全线反攻的计划付诸实施。

史迪威的权限，是缅甸战役初期一个颇引起注意的问题，蒋介石通常被指责为对史迪威放权不够并实行遥控，史迪威本人事后也一再抱怨自己权限不足，并将失败主要责任归之于此。对这一问题，首先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缅甸战场言，史的身份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及中国军队在缅指挥官，因此，史有执行、贯彻中国战区统帅基本作战意旨的义务与责任，这一点，蒋在与史迪威谈话时曾明确加以指出，而史也以此为当然。其次，史迪威作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有权在中国统帅部指挥下，行使前线的具体指挥权。

在具体指挥权上，应该说，这一时期，蒋是准备予史迪威充分权利的。3月4日，蒋在腊戍接见杜聿明时，面示其归史迪威指挥，并令其对史绝对服从。虽然当杜反问如史迪威命令不符合蒋本人决策应如何对待时，蒋没有明确答复，但回重庆后蒋又特给杜一封亲笔信，说明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要在总体战略以外，蒋希望并明确史迪威应真正行使权力。实际上，3月15日，当第200师师长戴安澜致电蒋介石报告有关情况后，蒋迟至25日才复电，并明确指示：“嗣后凡有请求应迳呈军部，因此间

无法遥制也。”20日，又指示远征军全体官长“对史参谋长之命令应绝对遵守”。可见，不管蒋介石内心是否情愿，抑或此前他如何进行指挥，在美国派遣的参谋长史迪威面前，他的行动是谨慎的。其实，当时史迪威本人也为此感到庆幸，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接受了我的地位，这近乎奇迹。”当然，由于中、美两种文化的不同，施予者和接受者可能在权力的理解上出现了差异，在蒋看来，指挥权只意味着在他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具体实施权，而在史迪威看来，指挥权即意味着他应该有驾驭整个战场的权力，其中当然包括对战略指导的变更，这又是蒋介石当时尚不愿接受的，史迪威感到的权力不足，更重要的可能就在于此。

由于史迪威在战略思想上与蒋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史又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见解，远征军的整体战略必须在两者间作出选择。史迪威到前线后，力主中国远征军应在缅甸发动反攻，夺回被日军占领的仰光，提出“同古会战，收复仰光”计划。21日，史迪威签发作战命令，规定：“我军决在同古附近拒止由培古方面北进之敌，并与英军协同作战”。为此，“以第二百师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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