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就史迪威的意见。也许是对会战计划实在心存疑虑，紧接着他又发电建议：“如可能应抽调瓦城有力部队增援腊戍，先击破其袭腊一侧背，则以后皆易为力。如此瓦城不守亦可，盖此时保腊戍为第一，而瓦城无甚关系也。”这两份前后意见相反的电报，命运也极具戏剧性，前者成为史迪威、罗卓英在曼德勒迁延不动的借口，后者则由于发出当天腊戍失陷，负责接收、转发的参谋团电台移动，根本未能转出。虽然结果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蒋在关系到远征军将士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依然对史模棱两可，认可其明显违背军事常识的计划，且随后又小心谨慎表示异议，表明他对计划的后果完全清楚。这一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做法，明显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军事领袖应有态度。

30日，穷途末路的远征军长官部终于下达撤退命令，令集中在曼德勒的各部队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续向八莫、密支那后撤。由于命令既未明确各部撤退路线，也未指明相互协同的行动计划，各部撤退实际是各自为政。第6军大部由于在日军包围圈之外，经一定战斗后由景东地区退入滇南。第66军新28师、新29师在腊戍以南部分呈解体态势，部分随第5军行动或为其他部队收容；在腊戍以北部分匆匆退回国内。第5军第200师在雷列姆一带远离友军独力向东北方向撤退。新22师、第96师及第66军新38师则相互掩护向密支那方向撤退。5月6日，史迪威、罗卓英等电示杜聿明改道向印度转移。次日，蒋则指示其继续“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杜聿明执行蒋的指示，继续向缅北进发，途中部队再次分散，第38师辗转入印，6月上旬全部到达印度；新22师和第5军直属部队先向北，5月31日遵蒋令折向西向印度转移，于7月到达印度；第96师经孟关、葡萄最后回到国内。远征军的撤兵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部队分成了多路。有些论著把远征军撤退时遭受损失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蒋介石令部队回国及杜聿明的坚持回国，这固是造成损失的原因之一，但其本身是远征军此前一系列决策失误的结果，且受到回国命令影响的只有两个师，远不如想象的那样广泛。将退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归结到蒋、杜身上，而无视此前史迪威、罗卓英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是不公正的。

综上所述，1942年的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是中国方面招致远征军失败的两个重要责任人。史迪威在战役指导中，过多强调进攻，没有注意到缅甸战场的实际情况，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漏洞的恶果。其在战略指导及具体指挥上的错误使其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虽对缅甸作战有一些正确设想，对史迪威的错误指导也作过一些抵制，但在战役中、后段，因惧怕开罪美国，放弃指导责任，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也应负一定责任。这一点，蒋本人及其下属均有检讨。蒋在4月底远征军败势已定时承认：“缅甸战事失败之主因，是在作战方针为人转移，不能自主，而为情势所趋，不得不对美国有所迁就，然牺牲价值亦颇大矣。”5月初又谈到：“如果照我们原定方针，入缅国军全部集结在瓦城附近地区，待机决战，我相信一定可以打很大的胜仗。”宋子文也认为，蒋对“一般客卿待遇过厚，往往失其戒惧之心”。杜聿明则指出：“就中国方面说，蒋介石过分迁就英美，应负最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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