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4月间的缅甸战场，应该说，史迪威对中国远征军的行动享有充分的发言权，

而按史一贯的进攻性作战设想，他是不会满足于逐次抵抗，在曼德勒实行决战的。这样，继同古会战之后，在平满纳地区与日军继续展开会战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当然，从当时中、英两军协同作战的部署看，在平满纳地区进行阻击战也确有一定的必要性。中国军队大规模南下后，无不战而后撤之理，而在同古会战失利，英军战斗精神再受打击背景下，要使英缅军维持战线，中国军队也必须在正面进行抵抗，鼓起英缅军继续作战的勇气。因此，3月31日杜聿明拟定命令，决定将第5军分为阻击、固守、机动三兵团，分别以新22师、第96师、第200师担任，“以阻击兵团逐次阻击消耗敌人后，以固守兵团吸引于平满纳附近，待其胶着以机动兵团转取攻势，将敌夹击包围于平满纳附近而歼灭之。”4月7日，史迪威在远征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向蒋提交平满纳会战计划，并获批准。10日，由罗卓英正式予以发布。其作战设想是：利用斯瓦至平满纳的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在诱敌深入我阵地内尚未立足时，两侧埋伏部队配合正面部队一举反击消灭敌人。计划明确应在4月15日前结束作战。

平满纳会战进行了十多日，单从局部的战斗看，远征军作战是积极的，也达到了迟滞敌人的效果，但从全局战略看，平满纳会战未达到击垮敌人的目的，且最后由于西线英缅军的后撤及东线防线的瓦解而不得不随之撤退，远征军的战略目标再次受挫。更为严重的是，在远征军进行并无成算的平满纳会战时，随着敌我两军的交互运动，中国军队在战略上已完全陷于被动，盟军方面的行动实际已处处受制于日军。结合日本方面计划看，平满纳会战有堕入日军预先设置的陷阱之嫌。

日军从进攻同古开始，就把进行曼德勒会战作为其作战目标。根据日军4月3日规定的曼德勒会战计划，日军准备“以有力兵团切断腊戍方面敌之退路，以主力自沿同古—曼德勒大道和伊洛瓦底江地区，重点保持在右翼向曼德勒方面前进，包围主力之两翼，并压向曼德勒以西的伊洛瓦底江予以歼灭。”同时，将攻击重点保持在右翼，以右翼兵团“神速广而深地突进，切断重庆军的各条退路尤其是汽车路，以形成大包围圈”。为完成这一计划，日军颇费心机地将右路攻击点放在靠后的位置，在左、中两路尤其是英军防守力量薄弱的左翼实施突进，以“尽量把更多的重庆军吸引至军的左正面，然后从右翼迅速突进大幅度地切断敌人退路。”这一计划抓住远征军主力前突、防御地区纵广、侧翼薄弱的弱点，作大范围的包围作战，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全局战略眼光，十分大胆和凶狠。

相比日军战略上的精密计划，中国远征军显得明显缺乏远见，既没有整体的作战思路，对日军可能发动的大幅度迂回作战也没有足够警惕。应该说，蒋介石对日军惯行的包抄作战是有所戒备的。4月初抵缅时，他提醒史迪威、亚历山大等：“若有数百第五纵队绕至曼德勒后面，不仅对我前线作战之士兵有不良影响，且将使局势逆转至不可救药。”随后又一再向史强调东线战场的重要性，告诫：“应有一师驻棠吉，始克有济。敌如陷毛奇，再调其驻景迈之第十八师赴棠吉，局势将异常严重。将军应特别注意此种局势。”同时多次提出平满纳会战时侧翼英军的战斗意志问题，要求史在确定作战计划时，必须事先针对英军可能撤退“而拟就办法，以免临时受窘，左右为难”。因此，虽然史迪威提出平满纳会战全面计划时，蒋当着远征军将领的面予以支持，表示：“余决意保持曼德勒以南之中缅地带，决战即应在此。即令英军后撤，我军仍应作殊死抵抗保此地区。”但这似乎更多是为向远征军将领表明两人意见一致，以固军心的说法。次日，蒋在单独与史迪威谈话时即委婉表示“应否从平满纳取正面攻势”，须视日军攻击态势而定。可见，蒋内心对倾力进行平满纳会战实际是有所保留的。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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