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军长征是不是“战略转移”

长期以来，都说长征是一次“战略转移”。但有的学者认为不能这么说，理由如下：（一）所谓“战略转移”，是指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而实施的大转移，而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时，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仍然坚持从前去湘鄂西的既定方针，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战略转移必须是主动的、适时的、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是有准备的行动，而当时中央红军在“左”倾错误领导下退出苏区时是被迫的、准备不充分的仓促行动，是不得已所为，故不能称之为战略转移，应称之为“大转移”更为准确。熊晓燕：《长征研究中需要再认识的两个问题》，《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但有的学者对长征的评价很高，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先后进行的第二次重大战略转移：第一次是社区性的转移，即将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第二次则是地缘性转移，即通过长征将革命大本营从南方转到北方。荆南翔：《长征最重大的意义——第二次战略转移》，《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6期。

我认为，长征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不能因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的转移是被迫的、准备不充分的仓促行动，是为了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就把它和中后期的长征分开，不承认它是战略转移。如果按照这一标准，红一方面军中后期的很多行动也是被迫的，否则它就不会转那么大的弯子。事实上，红一方面军从坚守中央苏区转移到湘西，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的转移。至于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先后进行的第二次重大战略转移，我认为是很有见地的，确实是通过红军的长征，把革命的重心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

四、红一方面军是什么时候开始长征的

关于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即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的。但近年有的学者提出新的看法，认为黎平会议前的红军突围转移是“西征”而不是长征，“西征”和长征无论是在战略方向、实际领导还是在其评价和结果上都根本不同。黎平会议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是长征胜利的起点。因此，黎平会议才是红军长征的开端。方小年、周剑：《中央红军长征开端新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我认为，黎平会议虽然在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黎平会议后的长征是西征的继续，不能把西征和长征截然分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还是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从江西开始比较合适。

至于红一方面军在江西是何时从何地开始长征的，也存在着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应以中革军委在瑞金发布长征出发命令和中央红军首脑机关离开瑞金出发为标准，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从江西瑞金开始的。刘良：《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党的文献》２００３年第５期。有学者认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和地点应以红军在集中地队伍开始移动即渡过贡江为标志，因此，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２０日，出发地点是于都河（贡江）北岸（以于都县城为中心）。姚连红：《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几个历史问题的考辨》，《南方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４期。还有的以红一方面军的集结地作为红军长征开始的地点，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长征的出发地不只一处，红军是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的。黄如飞、张杰：《长征，从这里开始——党史专家解读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福建日报》2005年10月26日。石仲泉认为，红军各部和中央机关分驻不同地方，接到转移命令后离开所在地。就此而言，这就是他们各自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但是，他们又不是从所在地直接离开中央苏区各自长征的，而是奉命都先到于都集结，做好最后的准备，然后才统一地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应该以离开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于都为标志，同时不否认其他地方也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刘海音：《聚焦红军长征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访谈录》，《上海党史与党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号。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石仲泉的意见，即应该把红一方面军离开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于都作为长征开始的标志，但也不否认其他地方如瑞金、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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