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陈云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是不是传达提纲

关于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手稿，1985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遵义会议文献》根据陈云认定，说这是1935年2月或3月写成的遵义会议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但一些长期从事档案研究的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齐得平等人认为，手稿中有明显的不宜向下传达的内容：一是会议明确规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即李德的名字；在团以上的干部中才能宣布博古的名字。而手稿不仅点了李德、博古的名字，还点出了周恩来的名，甚至还写了凯丰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二是缺少应当传达的内容，如决议最后四段激励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鼓舞斗志、增强信心的话；三是出现了一段在当时不可能有的对决议的批评，如认为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地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清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因此，他们认定陈云的这份手稿不是传达提纲，而是他1935年10月在莫斯科为向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报告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时写的汇报提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提纲包括《（甲）英勇的西征》和《（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两部分。齐得平、田逢禄、耿仲林：《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考》。我认为，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实不像向下传达的提纲，而是向共产国际汇报提纲的一部分。

七、“四渡赤水”是不是“真如神”

长期以来，为了突出毛泽东的功绩，把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极力拔高。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争论较大的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是“四渡赤水”能不能称为战役？有的学者说四渡赤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战役，四渡赤水各有各的决策过程，属于一个时间段内的多次作战行动。刘晶芳、刘振清：《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党的文献》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有的学者还提出，战役应具备五个条件：（一）有一定的战略目的；（二）有统一的作战计划；（三）有一定方向上的行动；（四）在一定时间内行动；（五）包括若干次战斗。而四渡赤水只符合第五个条件，因此四渡赤水只能说是长征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不能称为战役。元江：《“四渡赤水”不宜称作战役》，《南开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二是“四渡赤水”是不是“神来之笔”？有的学者认为并不都是“神来之笔”，因为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有四个失误：战略行动上，不适当地强调进攻；渡江战略方针的制定实施，一开头就遇到了麻烦；一次关键性战斗受挫（土城青岗坡之战），使红军一度丧失主动权；以己之短，击彼之长如鲁班场战斗。元江：《试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中的失误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有的学者还说，四渡赤水的前三次与第四次的指挥风格与作战结果截然不同，真正由毛泽东指挥并体现其风格和精髓的应该是第四次渡赤水，即奇袭贵阳，因此对四渡赤水不能一概而论。刘晶芳、刘振清：《近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党的文献》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对于红军在四渡赤水中的某些失误甚至失败的原因，有的学者也作了分析，认为是对战略退却的现实缺乏足够的理解；未能始终如一地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对困难认识不足，等等。元江：《试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中的失误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有的学者还说，土城之战和一渡赤水仍是“左”倾影响在军事上的惯性表现，遵义会议在组织上、军事指挥上转变的不完全性。徐波：《对四渡赤水前后红军军事转折问题的再研究》，《军事历史》1994年第4期。有的学者还提出，对于四渡赤水战役的意义应给予客观的、一分为二的评价：四渡赤水的胜利证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确能挽救危急中的红军；同时，四渡赤水的部分失利也说明了新的中央领导同样是人，而并非后人所说的是“如神”。赵晓石：《生机与危机同在，希望与考验并存，再探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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