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8日，他致电二十七军军长宋哲元：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这一电令具有纪念意义，标志着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向日寇发出了宣战的命令。

这时，宋哲元尚在山东东陵老家休养，事变发生后，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立即派邓哲熙前往，催促宋哲元速返北平。当时，宋哲元对事态的严重性的估计不如蒋介石充足、准确，他心存幻想，对前来的邓哲熙说：“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下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以。”所以，他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一面电令前线部队扑灭事变之敌，而一面又指示只许抵抗，不许出击。于是蒋介石又于8日之后连续两日密电宋哲元，促其回军指挥，要求不丧权、不失土。宋哲元于7月9日回电蒋介石，表示：“华北部队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情况，坚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俟中枢大战准备完成，则固囿民心理夙夜祷企者也。”7月10日，蒋复电指示：“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精神应付；至谈判，成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其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

正是由于蒋介石向二十九军军下了决战的电令，所以在七七事变之中，国民革命军抗战相当坚决，充分体现了蒋介石电令中“决死决战之决心”的3个“决”字精神。

——何应钦完成整军难题，飞返南京研究抗战措施

1937年7月7日，何应钦正在重庆召开川军整军会议。整军会议重要目的是削弱川军势力，所以何应钦的工作受到川军抵制。他在会议上传达的蒋介石关于军政统一的讲话，川军也不欢迎。

正在焦急之际，7月8日，即整军会议的第三天，重庆的大街小巷上忽然响起了一片同样的声音：“号外，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名军士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部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抗战爆发了！”

报童稚嫩的叫卖声立刻震动了整个山城。《号外》虽比巴掌大一点点，却承载着一个石破天惊的新闻！这消息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僵持整整两天的川康整军会议上，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各怀鬼胎”，这时却被这消息震惊激怒，在外侮面前，一切新仇旧怨都已变得不值一提，与会者同仇敌忾，纷纷高吼：“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

面对这一群激动的将领，会议无需继续，匆匆通过了整军决议，何应钦宣布散会。正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救亡抗日成为火烧眉毛的紧急大事，各方纵有天大私心，也没有任何借口去讨价还价了。于是何应钦顺利地宣布了整军会议决议，实现了川军的国家化，这对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7月8日这一天，何应钦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径直飞返南京，主持研讨对事变的应变措施和准备对日作战。

——杨虎城热望回国抗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通过新任陕西行营主任顾祝同，要杨虎城“不应提出任何条件”，立即“辞职出洋”，“一提条件，则无复可言矣”；威逼杨虎城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蒋介石即以中央军委会委员长名义复电“照准”，并催促杨虎城立即至上海办理出国手续。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不得不离开上海，告别祖国，远去他乡。一行出国6人，夫人谢葆贞和次子杨拯中，参谋樊雨农、秘书亢心裁和那位外交部派来的、底细不清的译员王麟阁。豪华的邮船上每晚都有舞会，但杨虎城却无心去跳舞。他常独自来到甲板—边，思考中日问题。

7月8日，结识的一位爱国华侨突然匆匆找来，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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