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军还了枪”！杨虎城又惊又喜，赶紧奔回舱里。参谋和秘书都已睡了，他唤醒他们起来收听广播。果然，他们收听到了。可惜消息太短。还枪的结果如何，全无下文。挤进来的翻译王麟阁就讲：“恐伯是局部事件，偶然走火。”

不等他的话说完，杨虎城已经迅速作出了他的论断：“恐怕不是这样。对，西安事变的影响，在卢沟桥见到效果了。还有，周恩来是和我同机飞到上海来的，他转到南京，一定是谈判很成功。正因为谈判很成功，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抢先一着动手了。好，国共的二次合作只能成功，不会失败了。”他说着，想着，是越想越得意，突然朝自己猛击数掌，自责道，“为啥你还出国？前后只差7天。7天，你就把战事等上了。7天，你就可以请缨带兵到卢沟桥畔了，7天，你就可以表明谁是真心抗日，谁是软骨头了。迟钝，可怕的迟钝！”

杨虎城又给了自己几掌，而且越打越狠，惊得几个人又拦又劝：“究竟卢沟桥响枪能起多大的变化，杨将军，你还是等等看。”

杨虎城摇头：“不能再等再看了。”他作出决定，立即拍一份电报给宋子文，询问卢沟桥响枪的经过。

隔了两天，宋子文由上海拍来一份电文，卢沟桥战事已停。隔了一天，宋子文又来一份电报：“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怎么又是三句话。杨虎城一声长叹：“抗战是逼出来了，不打也得打了。可这样打能打主动？能打胜利吗？”他焦灼得气闷，独自到甲板上去透透气。

在甲板上转了几转，杨虎城回来了。他拿定了主意：“代我拟一份电文给宋子文。我准备到了旧金山立即回国。我想他会帮忙的。”几个人都惊住了。这么精明透顶的杨将军这会竟会忘记他是被逼出国、变相放逐的。但杨虎城浑身都在燃烧，他想到的是今天抗战的烈火已经点起，人家作为军人在卢沟桥抗日，自己身为军人却将去国外，于是口授电文，要求在电文中加上“作为军人，虎城应死疆场，岂能漂流海外”的字句，他是不顾一切，决心回国了。

这天的民主人士

——宋庆龄营救抗日“七君子”

进入1937年7月，宋庆龄一直在为“七君子事件”而奔走。

事件发生于1936年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之中。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全国20多个大城市、50多个团体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大会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表示赞同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在1936年11月23日晨，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7人。因为这7人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并且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为爱国而被捕入狱的，所以人们把这个事件称为“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领袖被捕，震动了国内外，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摧残爱国运动，违法逮捕沈钧儒等7人。各地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也来信来电，向沈钧儒等7人表示支持和慰问，要求国民党政府恢复“七君子”的自由。

1937年4月3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全国人民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呼吁，竟然宣布对他们7人正式提起公诉，并通辑在美国讲学的教育家陶行知等7人。随后国民党反动派于6月11日和25日在苏州开庭对“七君子”进行审讯。

在法院对“七君子”案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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