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黄永胜按康生的讲话精神，抓具体的落实工作。他指派贺龙专案组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干部中，将贺龙“关系密切”的老部下和与贺龙有历史上工作关系的人，分别立案审查，把这些人定为“贺龙的人”，作为“贺龙专案分案人员”加以隔离审查。在黄永胜的指使下，贺龙专案组人员对这些“分案人员”进行逼供、套供，还动用刑具，对这些人进行残酷的折磨。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被作为“贺龙专案分案人员”，受到416次审讯，他身患重病，还被拖下病床“请罪”，于1969年6月6日被折磨致死。

在黄永胜的指挥下，贺龙专案组经过一段时间的构陷，于1968年5月底，搞出了一个《贺龙专案案情综合报告》。这个报告经黄永胜批准后上报。报告中写道：“贺龙专案组去年9月13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24名，负责审查的案犯有18名，有关案犯5名，共23名，其中省、军以上的19名(内有政治局委员2名，中央委员1名，候补中央委员1名)。”从黄永胜批准上报的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在黄永胜的指挥下，他们陷害贺龙真是挖空心思。

1968年8月，黄永胜再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给贺龙定罪的会。他还是请来了上次那些人。会议开始时，黄永胜就让迫害狂康生发言。会前，他们先是分头看了中央文革“一办”、“二办”专案审查小组(即主要搞贺龙专案的审查小组——笔者注)送来的关于为贺龙“定案”问题的材料。会上，他们又让专案小组的负责人就这些材料重点做了说明，然后开始讨论。由于这些材料除了捏造的，就是主观推断的，根本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因此，他们这些一心一意要害死贺龙的人自己也心虚。会上，他们为了弥补漏洞，自己内部也争论不休。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已经很疲劳的康生，挺了挺腰，用沙哑的声音说道：“贺龙的问题很多，材料很多，要把主要的问题，能定下来的都定下来。就现在的材料，起码能证明他不能当共产党员了，中央委员也不能当了，天安门他也不能上了。”江青紧接着康生的话说：“专案组的工作有成绩，就凭现在发现的材料，贺龙就是有‘二变’(这是江青发明的词汇，意思是说贺龙历史上叛变，现在又搞兵变——笔者注)”。

贺龙的冤案，就这样被黄永胜主持的专案组定了下来。接着，按黄永胜的意见，专案小组又介绍了审讯许光达、薛明的材料，刚一汇报完，江青就高声叫道：“统统列人反革命，关起来!”对这两个人的案子，仅仅凭江青的这一句话，就定了下来。黄永胜最后下定论说按康老和江青同志的意见办。

1968年冬，黄永胜把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叫去，当面指示你要亲自写一份报告，提出收缴贺龙的自备药品，要求选派一名“政治上可靠”的医生去为贺龙“治疗”。这位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很快就按黄永胜的授意，写出了一份报告，黄永胜全部圈阅同意，然后转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圈阅，报康生批准。这个报告立即得到执行，贺龙治疗糖尿病、心脏病、神经衰弱的37种3000多片药被全部收走。其后，在治疗中，又经常对贺龙中断或者减少必需的药物，使身患重病的贺龙失去了基本的药物保证。

1969年6月8日晨，贺龙病情进一步加重。情况报告给黄永胜后，黄永胜于6月9日上午8时，同意将贺龙送人301医院14病室“抢救”。贺龙在被送到301医院前，黄永胜指示有关人员，搞了一个背对背的会诊，规定：病人到医院后，有几个医生抢救治疗就行了，不要从各部找那么多人去。结果，病情危急的贺龙，得不到必要的抢救和治疗，于1969年6月9日下午含冤去世。

1966年12月，在江青的指使下，戚本禹叫去四川串连的红卫兵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监护”。1967年夏天，彭德怀被批斗，并遭到残酷的殴打。此后，中央文革小组把所谓“彭德怀案”交给了黄永胜领导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在黄永胜的布置下，成立了“彭德怀专案组”。受黄永胜直接指挥的这个专案组，对彭德怀搞了大量诬陷材料，给彭德怀定下了“反党分子”、“里通外国”的罪名。1970年9月，黄永胜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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