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美、英、苏三国首脑正在柏林开会，并拟定向日本发表劝降的最后通告。7月26日，赫尔利前往蒋介石官邸，出示了杜鲁门总统的来电，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在 24小时之内签字，否则英、美两国将单独发表对日警告。对于这种蛮横无理的强权做法，蒋介石十分生气，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向赫尔利所表示的态度：“中国为对日战争之重要国家，未得中国同意，则联盟国对日任何言行不能单独发表，而且英、美今后关于此等重要问题之洽商，必须予我以从容考虑时间方可，因开罗会议公报我中国必须参加对日任何行动也。而且来电第一条只说美总统与英首相之商定，而未及中国主席，更为不当，必须增加中国主席在英首相之上也。”蒋介石并说，如果按照这一原则修改，他自然同意。蒋最后写道：“就此可知美国国务院对华蔑视之态度及其成见之深矣，故外交姿态不得不重加研究也。”

7月28日，蒋介石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之后，亲自拟定了外交方针，并将其抄录在日记上：

俄国已视美国为其假想敌，故其不能以我国为其外交政策重大之目标，如我能自立自主、中立不倚，则彼当能尊重我中立地位，只[至]少可作一土耳其；否则如我偏重美国或倚赖美国，则彼必不择手段，使我无法建设，甚至承认中共，使我分裂，当在意中。若我用武力强制中共，以期统一，则彼必在满蒙边境收容###，制造傀儡政权；如我因此不惜与俄一战，则在此八年抗战以后，人力物力疲乏万分，政治与宣传几乎为俄共所笼罩之中，万不能如七七对日抗战时之容易把握也。故今日之情势，无论对内对外，惟有用政治与外交方法，求得谅解与解决也。因此对俄政策，惟有妥协与谅解之一途，然亦未始不可能也。

蒋介石在分析了中国有利有弊的各项条件之后接着写道：

今日国际交涉无所谓公理与情感，只有实力与利害关系，更无是非可言。我国今日之势力，除了前条所分析之五端以外，再无其他实力可言，而且思想复杂，人心卑劣，风气浮荡，廉耻道丧，尤其社会散漫，本党纷乱，组织荡然，纪律扫地，至于政治、经济与教育，更无基础，###反叛，异端蜂起，军阀余毒未清，科学幼稚，知识短浅，工业与交通可说尚未开始，最为统一之障碍。军队虽有干部，已形成重心，然离现代化装备甚远。如此国势，既无实力，又无组织，若无正确之政策为之运用指导以补实力之不足，尚有何法持其后也！今日谋国之道，专力组织之健全，人才之培植，以求自强；而在国际，只有运用其矛盾与冲突，一面争取时间，以待有利之时机，求得独立与解放而已。

7月30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行政院改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由王世杰接替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在这之前，蒋介石曾单独接见宋子文，向他说明对苏谈判的政策以及交涉方针，宋只好答应重返莫斯科继续交涉。蒋介石对宋子文的行为非常不满，认为他“不愿负责任，只知求名邀功，取巧诿过，何以成事，甚为国家忧也”。在7月份的反省录中蒋介石又写道：“对俄交涉以子文不敢负责，尚未签订协定，而准予外蒙战后独立之决策，实为生平革命史上最重大之一页，于势于理，无不自安也。”

当宋子文、王世杰赴苏签字之前，蒋介石又重新调阅了中苏谈判的全部文件，没想到竟发现了许多问题，“而其最大者为‘旅顺军港百公里之各海岛非由中俄两国同意不得设防’之件，更为骇异。果尔则蓬莱县海岸至旅顺间渤海海口百公里间，在此三十年间皆成为不设防区域矣”。这么重大的事，宋子文不但不与专家进行研究，反倒“认为无关重要，竟与俄商拟稿件，可痛！不知今后国家将如何建设矣”。基于这一理念，蒋介石在宋子文、王世杰启程前特别命令他们，在中苏谈判过程中必须坚决拒绝苏方的这一要求。

8月5日上午8时，宋子文和新任外长王世杰率中国政府代表团由重庆白石驿机场起飞，途经加尔各答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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