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9日，及时对李大钊等人死难作出报道的，还有前身为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于1917年8月在北京创办的《晨钟报》的《晨报》。《晨报》以《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发表快讯：“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二十名已被绞决矣。据云此次军法会审因所有案情经警察厅司法处审问整理，早已明晰，无再行详细审讯之必要。且连日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朱同善、傅祖舜、王振南、周启曾等均在警厅提讯各重要党人，而各人口供皆与侦辑处所供毫无差异。而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显然，此报道侧重的是“判决”的背景新闻。

当时，对李大钊等人牺牲的情景记述较详的，还有1926年7月7日在天津创刊的以图文并茂著称的《北洋画报》。1927年5月7日，《北洋画报》在第2版下方发表了署名“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

共产党李大钊等二十人，已于四月廿八日午后二时在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执行绞决。闻未经军法会审开庭以前，连日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等，均已在警厅提讯重要共产党人数次，李大钊直供由孙中山西山会议以后，北方一切共产党员，即已完全归其统辖。彼谓孙中山对于学说，向主若无背叛国民党行为，率许自由研究，以是吾得（李自指）养成今日之势。余除报告一切工作外，对于北方有若何阴谋，则始终似未陈说也。

……

军法会审于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厅南院总监大客厅上正式开庭，至一时十分始毕，宣告死刑判决。事先秘不可知，故由警厅抵看守所时，女党员张挹兰，所乘为第四辆汽车，张系剪发，下车时身段极活泼，首左右顾，发随之动，面色自然。盖犹未知死神已临其头上也。殆兵警拥入所内，始就缚。当时某犯大呼曰：“我们受审判来，需此何为者。”此地何地，似尚未知。时兵警都未答，惟嘱其勿声。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余人见此情形，尽失色，都知无望，乃顿足长嚎，为时计三钟许，始一一处刑完毕，随其首领，以“共”于黄泉中去矣。 　　此外，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1927年5月12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详细报道了李大钊等烈士就义的经过。

从这些当时的新闻媒介报道看，李大钊是当日在20个共同赴难的烈士中，第一个登上绞刑台的；他是神色未变，从容就义的。在临刑时，李大钊曾索要纸笔，“俟书一遗嘱”；执刑者不允，他不再说话，神色自若地上了绞刑台。在受刑时，“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他“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堪称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这当是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场景。

李大钊上绞刑台时有无发表临终演说

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出版的《李大钊传》是一部全面记述李大钊生平事迹的著作。这部再现李大钊壮烈一生和光辉形象的人物传记，是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在1960年初建议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编写的。北京市委党校十分重视《李大钊传》的编写工作，校长赵征夫亲自主持，在1960年夏天由袁谦、朱乔森、黄真、张仲豪、杨芹、李美瑞等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李大钊传》草稿。后来，朱乔森、黄真历时三载，执笔写出全书初稿。“文革”开始后，邓拓、赵征夫等相继被迫害致死，袁谦和朱乔森、黄真等《李大钊传》的编写者均受到打击，这部讴歌李大钊历史功勋的书稿也遭到无理挞伐，致使书稿的修改和定稿工作中断有十余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朱乔森、黄真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修订和补充，终于使之在纪念李大钊英勇就义52周年之际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成为纪念李大钊诞辰90周年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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