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李大钊极可能既未发表临终演说，亦未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李大钊临终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情节，出自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的《遇难前后》一章，其中写道：“先生步上刑台的时候，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而实际情况是，李大钊被捕后，并未刻意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但他主要是以国民党北方地区负责人面目出现的。他在狱中先后三次写出“自述”（即三易其稿的《狱中自述》），也接受了“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等人的反复讯问。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档案馆从旧京师高等检察厅的档案中发现了李大钊1927年4月6日被捕后接受审讯的两件口供笔录材料；供词为抄件，是当时的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厅的，被警察厅称之为“李大钊供词全份”。1989年第3期《北京档案史料》以《李大钊狱中“供词”》为题，发表了这两件李大钊的口供笔录材料；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李大钊全集》，将这两件李大钊的口供笔录材料全文辑入，列题《狱中供词》。从《狱中自述》和《狱中供词》看，李大钊在狱中自述和在法庭应答的所谓“供词”，讲的几乎都是当时北方国民革命的公开活动，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没有涉及国共两党，特别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任何机密，也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为此，那些负责审判他的“审判长”和“审判官”都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向报界承认：“李无确供。”当时的报纸也报道说，李大钊在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李大钊在自己的心海深处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是极可能的，但说他临刑时高呼这一口号，似乎尚缺乏必要的历史依据。

李大钊可能是被用残酷的“三绞处决法”杀害的

绞刑在中国古已有之，并曾流行极其残酷的“三绞处决法”，即在执刑时翻来覆去地折磨受刑者。而绞刑，在西方的历史上和近代也比较流行。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绞刑基本废止，对判处死刑的犯人多沿袭旧时广为采用的砍头法执刑。时至1919年，在袁世凯死去以后继任总统的黎元洪下令禁止用砍头法执行死刑，国民政府遂从英国进口一架绞刑机，开始改用西式绞刑代替砍头

绞死李大钊的绞刑机，是否是1919年从英国进口那架，已无从查考。从当时的报道看，坐落在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刑场摆设有两架绞刑机，李大钊是第一个被执行绞刑的人，用时较长。《国民日报》的报道说受刑时“每人约费时十八分始绝命”，《北洋画报》的报道说李大钊受刑时“二十分钟始绝”。据有关人员回忆，李大钊受刑的时间可能是“二十分钟”的两倍，约有40分钟。当年也被抓进监狱的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英勇就义》一节说：“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刑二十分钟，而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李大钊之所以被施刑时间较长，从当时的传闻和一些迹象分析，应该是刽子手对李大钊实行了古已有之的异常残酷的“三绞处决法”。对此，长期生活、工作在李大钊故乡的原乐亭县文联主席、作家张建国在《伟大的播种者——李大钊的故事》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第1 版）的《从容就义》一节曾经作出描写：

愚蠢的敌人第一次把大钊绞昏了，又放下来，仍然劝他“悔过”。大钊同志苏醒过来，愤恨地说：“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

敌人又第二次把他绞了上去，然后又把他放下，还是劝他“悔过”。大钊慢慢地睁开眼睛，冷笑一声说：“力求速办！”

敌人的妄想完全破灭了，这才第三次把他绞上去。大钊同志终于为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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