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大钊同志等立即处以绞刑。敌人不敢举行公开的审判，而由所谓的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所组成的“军法会审”，竟是偷偷地在警察总监的一间客厅里匆忙进行的。当下午大钊同志等被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杀害时，更是“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如临大敌。反动派害怕大钊同志及其一同殉难者在群众中的巨大威望，害怕革命人民的力量，他们只敢在阴暗的角落里偷偷摸摸地进行这一罪恶的勾当。

绞刑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新式杀人刑具。野蛮无耻的封建统治者把绞架远道从国外运来，对付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但是，当大钊同志拖着被酷刑折磨的沉重的身体，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的目光，含着让人永远难忘的坚定的笑容，第一个从容地、昂然地走上绞刑台的时候，在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面前，那绞架和一群刽子手显得多么渺小啊！

就在这绞刑架下，在杀人的刑台上，大钊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他对死亡和对反动派最大的蔑视，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嘲笑那些杀害他的匪徒“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晕脑地来演丑戏”。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大钊同志战斗了一生，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牺牲的时候，年仅三十八岁。

应当说，这段充满深情的记述是对李大钊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由衷礼赞，也是异常生动的描写。只是，其中的记述却带有明显的“硬伤”。 “硬伤”主要涉及李大钊在刑场上是否发表过“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有没有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对此，《李大钊传》出版不久，一些研究李大钊的专家、学者就提出了质疑。很显然，查阅当年的报道，是没有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记述的，也无从查找有关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回忆文章，更遑论李大钊的演说内容了。没有确凿的史料表明，当时李大钊发表了临终演说。一是当时的刑场是封闭的，除了执刑者和戒备的宪兵、军警，未放进任何群众围观，也没有允许进入刑场采访的记者，李大钊无以向谁发表临终演说；一是李大钊果真发表演说的话，当时显然是寻访过执刑者，了解有关情况的报道不会只字不露。据笔者了解，能找到的惟一说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资料，是乐亭县档案馆收藏的1942年编纂的《乐亭县志》重修稿（未刊印），曾与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同学的主纂者韩作舟，新中国成立后补写李大钊传，在记述李大钊壮烈牺牲的情景时写道：“最后法院提审，令其脱除党籍，宽以死刑，笑曰：‘头颅不惜，个人主义，未便牺牲。’遂被绞杀，时同月二十八日事也。”“临刑慷慨步上刑台，请作简单演说，申明革命正义，与民生社会关系，洋洋娓娓，听者为之动容，并为后起革命者留一种深刻印象及认识。”这篇传稿用语充满崇仰之情，限于史料的掌握，一些地方却多有不确之处，特别是临刑演说一段，极可能是主观臆测与想像的。比较而言，《北洋画报》当时发表的署名“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所云“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应是当时真实的情况。也就是说，李大钊就义时曾经准备和要求书写一份“遗嘱”，未得允许，遂“无言”地引颈走上了绞刑台；上绞刑架时，他的神色“未变”，被执刑者套进绞刑索时，“厥态殊从容”。从中可知，李大钊临刑时的表现，堪称是从容、镇定，毫无畏惧的。

另外，新中国建立之初，张次溪先生在编著比较系统地介绍李大钊生平事迹的《李大钊先生传》时，在《遇难前后》一章，曾经记录了当年一个狱卒提供的情况：“在临刑前，他要向群众发表最后的说话，但却被押解的士兵，一拳击倒在地上，”“送上绞台，先生拟留遗嘱，亦不得允许。”（所谓“群众”当是在场的狱卒等）这是一个李大钊临终未能发表演说的直接证言。

据笔者多年了解，《李大钊传》编写组主要成员、《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朱乔森先生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情节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说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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