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对乱世时不得已的选择，而且无论是对“苍生”还是对“汉室”，均为一种相对有利的选择。与第一类看法相比，第二类看法带有“理解之同情”的色彩，也更显深刻。其实，无论是前一类看法，还是后一类看法，讨论的视线均聚焦于荀彧个人的心境、志向、谋略上，如此讨论，只会将荀彧之死的意义局限在他个体生命的意义上。荀彧之死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在当时、乃至后世所引发如此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就说明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是时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征。因而，对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须放在汉末士大夫之整体动向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中，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隐喻的时代意义。

二、汉末士大夫的匡复之志

东汉朝廷在经历了黄巾起义与董卓之乱后已名存实亡，然人心仍维系于此。袁宏说：

“汉自桓、灵，君失其柄，陵迟不振，乱殄海内，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刘氏之泽未尽，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汉，拜爵赏者称帝，名器之重，未尝一日非汉。”

虽然袁宏以“虐不及民”解释人心归汉尚待商榷，但他敏锐地看到了士大夫阶层仍旧希望在汉朝的名义下恢复统治秩序的心态。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阎忠曾劝执掌大权的皇甫嵩行不臣之事，皇甫嵩以“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而严加拒绝。董卓乱政后，袁绍等关东诸将因不知献帝存否而推刘虞为主，刘虞亦以“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加以斥责。

即使是到了群雄并起时代，欲代汉者均遭强有力的反对，而且反对声往往来自其亲友彧僚属。如袁术在给旧友陈珪信中显不臣之意，陈珪即答：“今虽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乱也，……以为足下当勸力同心，匡翼 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待到袁术欲称帝，其僚属“众莫敢对”，以消极的态度表明反对的立场，主簿阎象更直接言明“汉室虽微，未至殷纣之敝”，进行劝阻。时为袁术下属的孙策，已据有江东，亦写信劝谏袁术忠心于汉室：

“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子胁于强臣，异于汤武之时也。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若辅而兴之，则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

袁术称帝后欲联姻吕布，陈珪以“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来恐吓吕布，于是吕布便械送袁术使者至许都。再如袁绍并有四州之地后也想代汉自立，借主簿耿包之言试探军府僚属，然“议者以(耿)包妖妄宜诛”，袁绍知“众情未同”，“不得已乃杀(耿)包以弭其跡”。

汝南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东汉门生故吏与师长故主的关系有如君臣，即使如此。袁术、袁绍代汉自立之意却屡遭僚属广泛而坚决的反对。若将荀彧劝阻曹操晋爵魏公之事与上述诸事作一比较，便会发现其间的相似性：一方面作为僚属，能够忠心于府主，如荀彧为曹操僚属，屡次挽救曹操集团，用曹操的话说是“以亡为存，以祸致福”，另一方面，当府主显露不臣之心时，又坚决反对，荀彧甚至是不惜生命。这种相似性表明荀彧之所作所为实乃当日士大夫之普遍选择，绝非立异之举。

我们还可以比较他们在劝阻府主时的言辞。荀彧所言为：

“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者，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此语将曹操所获之权力的合法性限定在“匡振汉朝”上，再责以“忠贞之节”，其逻辑正与陈珪从反面警告袁术不要“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孙策从正面奉劝袁术要“效忠守节、以报王室”相同。“匡振汉朝”在当时语境中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

曹操在用荀彧计奉迎汉献帝之后，曹操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如袁绍要南攻曹操，沮授认为“曹操奉迎天子，建宫许都，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 ”。而当曹操将征袁氏所据之冀州，张承却认为“汉德虽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虽敌百万之众可也。”可见“汉朝”在时人心目中地位之重。诚如袁宏所言，“人怀匡复之志，故助汉者协从，背刘者众乖，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魏之讨乱，实因斯资”。

三、“择所归附，待时而动”——士大夫实现匡复之志的途径

摆在士大夫眼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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