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依附于割据群雄的士大夫甚至连人身权利上也无法得到保障。在曹操集团中，据《三国志·何夔传》记载，“太祖(曹操)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畜毒药，誓死无辱。”豪雄控制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随时能以一己之意诛杀士人。如名士崔琰受冤被罚为徒隶，曹操使人视之，崔琰“辞色不挠”，曹操就下令说：“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借口崔琰心怀怨恨而处死了他。此事使毛蚧“内不悦”，曹操大怒，又把毛蚧收入狱中。后来陈群在与崔林论冀州人士时，以“智不存身”来贬低崔琰，崔林辩解说“大丈夫为有邂逅耳”。崔林的辩辞透露出对自身命运无从把握的无奈。

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荀彧的阻止使得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之事“遂寝”，而曹操“由是心不能平”，那么荀彧之死便是必然的了。

对于荀彧之死的意义，范哗认为“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认为是对个体道德的忠实履行。裴松之则特别看重荀彧之死在“志行义立 ”问题上对当世与后世的教育意义：“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於当年，布诚心於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全大正於当年”显然是将荀彧之死看作是并世士人的道德宣示，“布诚心於百代”则是从道德宣教的角度赞扬荀彧之死的历史意义。

范晔、裴松之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对荀彧之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而从事功的角度来看，正如裴松之所言，士大夫的匡复之志确实还处于“任重道远 ”的阶段。荀彧之死象征着士大夫阶层未能实现匡复之志，他们恢复汉朝的政治活动宣告失败。荀彧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匡复汉室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也是汉末士大夫共同的理想。面对“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局面，荀彧试图借助曹操的力量、曲折地实现政治抱负。荀彧所走的这条道路也是汉末怀抱匡复之志的士大夫一般所选择的道路。当割据群雄企图代汉自立时，士大夫即便身为僚屑、与豪雄有君臣之义，但仍旧会坚决地阻止、以期延续汉祚。当曹操试图晋爵魏公、加九锡、刘氏之宗社将沦的危急关头，荀彧挺身而出、坚决反对，使其事“遂寝二，便是汉末此类诸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荀彧以其生命绘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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