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中央社会部部长和苏联红军参谋部同志共同与父亲谈话，决定派他到敌占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并详细交待了任务和组织纪律。要求父亲只能与这位社会部负责人单线联系，受他的直线领导，不得与其他人发生任何关系。这次派出的任务是:到东北哈尔滨找到地下党联络站取到地图与详细的图纸。如果日本侵略军北进，可能会进攻苏联，父亲就去秘密爆破指定目标，以破坏日本侵略军进攻苏联的计划。这个目标就是伪满洲齐齐哈尔市的一个日本控制的工厂。如果日本南进，另按其他方案行动。社会部部长交待任务后命令父亲要坚决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准擅自行动，以免引起国际纠纷，并要求他自己单独过组织生活，不准与任何人、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任务完成与否，均不得暴露个人的身份。还教他怎样寻找党，寻找八路军回根据地，寻找苏联红军等方法，比如必须找县团级以上干部，并且以中央社会部负责同志派出的特工人员的身份，同时签上隐名和真名才能与中央联系恢复关系。(父亲的隐名是'黑'，真名是宋一文。)后来父亲就是用这个方法与中央联系上的。最后这位负责同志告诉父亲:"你这次远离党，单独执行任务，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危险，到白区后要组织一个家庭，有家庭作掩护，会更安全，更好为党工作。你已经25岁了，要找一个工人或者贫农出身的女子，她永远不会背叛你，会用生命保护你的，千万不要找洋学生。"

父亲按照党的指示于1941年11月离开延安出发到敌占区单独执行"潜伏"任务，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

历时三个多月，父亲于1942年2月到达敌占区北平，准备过"关"，执行特殊任务。后因局势发生变化，日本进攻目标由北进改为南下，爆破任务停止，按另一方案行动。

到敌占区后，按中央社会部指示，父亲曾先后在天津、北京、郑州、新乡等地一边从事日伪军事情报收集工作，一边寻找党的关系。在长期远离党组织的情况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单独秘密地执行并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45年，父亲找到了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负责人郭子青，并按在延安中央社会部规定的联系方法写成电报由郭回根据地与中央联系。按中央指示，只有在与中央联系时才能同时用两个名字，一个是隐名，一个是真名。父亲的隐名是"黑"，真名是"宋一文"，在写给中央联系电报上他同时签上了这两个名字。中央回电是:你找党，党也一直在找你。

1945年，党中央决定在新乡设立冀鲁豫军事情报站，直属中共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领导。司令部位于河南濮阳清丰县单拐村，父亲的任务是收集敌方军事运输、军事调度情报，密报司令部。父亲任情报站负责人兼地下党书记，情报站就设在我家，地点就是解放后的新乡市新乐路51号。后来，经党组织批准，我母亲王建淑从天津来到河南新乡，与父亲组成革命家庭，协助并掩护父亲工作，站岗、放哨、掩护同志、传递军事情报。听父亲说，为了更好地掩护、保护情报站的安全，党组织要求妈妈尽快学会打麻将和抽烟，这对一个农村长大的女孩子真的太难了！此期间，父亲以他在铁路任职的特殊身份为掩护，不断地将敌占区的军需物资辗转运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和解放区，多次护送和掩护我党重要干部过境。1945年，蒋介石到了新乡，想去有名的"狗不理"包子铺吃饭。这里是我党地下情报站。当时有人提出，让一狙击手隐藏在房顶，趁其不备击毙蒋。我父亲反对这个意见，说我们共产党不搞暗杀。后来，父亲的意见得到中央首长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我们家这个党的地下军事情报站是总站，另外还有大陆照相馆、狗不理包子铺等几个交通分站，都由我父亲负责。白天，父亲和情报站的叔叔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情报，夜里在我家秘密开会，及时把情报送到清丰单拐的司令部和解放区。听妈说，每次开会她都要抱着几个月大睡熟的我在外间屋放哨，一直到深夜。解放区直接与交通情报站接头的是八路军负责人唐记(解放后任焦作市长)和刘得仓(新乡法院院长)。我叔叔祁士义(解放后任郑州铁路客运段长)二胡拉得很好，他和李慕紫叔叔经常以联谊名义约国民党特务一起搞乐器合奏，实际是探听军事情报，及时传送到解放区。有一次，情报站的交通员浚县的崔配喜伯伯，在去解放区送情报的路上被特务抓走，他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最后敌人照他后脖颈砍了几刀，把他扔到荒郊野外。后来崔伯伯竟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以惊人的毅力用一只手拖着头，一只胳膊艰难地爬到了解放区……还有一次，解放军就要攻打新乡市，国民党军队内部一片混乱，他们决定让家属先转移。正当我们暗暗额手称庆时，组织决定，为掩人耳目，保护这个地下情报站的安全，让我母亲带着只有五个月的我同国民党军官太太们一起去“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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