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公安部派父亲到河南省公安厅继续做隐蔽工作，公开身份为政协河南省宣教处处长兼文史资料室主任，就住在省政协。有一天，接到公安厅通知去中州宾馆开会，当时在座的有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省公安厅厅长王一鸣、副厅长陈蕴贤等，还有皇甫书信、吴永村叔叔等。赵文甫伯伯在省里抓公检法，他问了父亲的工作经历后说“你是白皮红萝卜，无名英雄”。经过交谈，才知赵伯伯也曾在洛阳搞地下工作，而且与我爸爸同是一人介绍入党。因为地下党是单线联系他们互不认识。赵伯伯关切地问我爸爸级别与有关待遇问题，说道:33年入团，36年入党，又是党中央从延安派出的干部，现在级别太低。他当即就让省公安厅打报告，由皇甫叔叔把报告交给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建民，特为父亲提升二级，定为12级。工资由省政协和省公安厅两个单位负责发放。

“文革”开始后，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我当时在郑州大学外语系读书，星期日回政协，因爸爸公开身份是资本家民主人士，随时随地都有被批判或问讯事情发生。我天天提心吊胆，到政协见到爸爸才放心。

后来，大批老干部被造反派揪出。我父亲作为河南省最高级别的“隐干”，自然是被斗的重点。因我父亲在苏联红军学院学习过，被定为“苏修特务”。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罗织各种罪名，造谣、陷害、诬陷我父亲，致使他身心遭受巨大的摧残。有一天我回家，看见爸爸头发很长，穿件褪色蓝衣服。父亲凭借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对当时形势发展深感不安，他意识到他的中共身份有可能暴露，十分和蔼但很严肃地和我谈话，好像也是向我交代什么，他说，运动发展越来越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是爸的大女儿，要记住爸爸的话，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也不能承认爸爸是共产党员。我一下懵了，资本家爸爸怎么是共产党员，多少年的委曲一起涌向心头。都到这个时候了，爸爸还要求他的孩子要用生命来坚守党的机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父亲已得知有一个人忍受不了压力，泄露了党的机密，把父亲和一批隐蔽干部暴露了。我的父亲摘下了“资本家”的帽子，又被戴上了“刘少奇的黑党员”、“特务”、“黑线人物”帽子。当时，军管会掌握了公安厅的大权，他们不知道有党的隐蔽工作这条战线，公安厅长王一鸣伯伯被批判关押，给他们解释甚至辩论，他们根本不听，还说我父亲他们是“资产阶级别动队 ”。于是，在全省各地深挖特务“隐干”，就这样，河南省一批久经考验的党的隐蔽干部全部被暴露。

父亲于1968年结束了他潜伏生涯。他的中共身份公开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省政协引起很大的震动，一个资本家怎么忽然变成了共产党员。不少党员干部去找他谈心，说对不起，以前对他的态度恶劣。父亲和蔼地安慰他们，并夸他们立场坚定，做得对，使大家消除了思想顾虑。因父亲刚结束潜伏身份，为保守国家机密和父亲安全，公安部下令河南警方把我父亲保护起来，凡要见他的，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并由战士陪同。

在“文革”中使父亲最为欣慰的是他找到了一批曾经与他浴血奋战的战友。他们中间有父亲介绍入党的同志，有被爸爸送到延安的青年同志，还有同父亲在延安住在一个窑洞的中央党校同学，马列主义学院同学，苏联红军学院的同学们。由于父亲搞隐敝工作，他们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过。只有国家公安部席国光副部长知道爸爸的隐蔽身份。这些战友大都担任了高级领导职务，“文革”中又都受到了冲击，他们因一时找不到父亲，没有证明人，有的被说成是假党员、特务等，吃尽了苦头。随着我父亲身份公开，外调人员才找到了爸爸来证明。在那个年代，父亲不畏强暴和恐吓，挺身为他们写证明材料，使他们一一获得解放。

江泽民同志在为一部反映南京地下党专题纪录片上题词时指出:“能为党的事业受委屈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我的父亲正是这样的人。父亲用他的一生写满了对党的忠诚。1992年，父亲在鲜花和热烈的掌声中戴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授予他的“一级金盾”金质奖章。这是党和国家对一位“无名英雄”的最高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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