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武昌城中“大户挈家远徙者甚多”。太平军攻克武昌后，城内迁出的人并不少，《向荣奏稿》向成丰帝汇报情况时说：“城内百姓粮食缺乏，逃出者亦复不少。”太平军离去后，城中“男妇未从贼去甚多”。实际上，在残酷的战争时代，太平军吸纳人员时是有选择的。这可以从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中得以佐证。陈思伯，武昌人，当太平军进入武昌劝他加入太平军时，遭其拒绝，后来“众贼壮之，劝予从降，可保一家，即出红巾裹头……当贼逐鄂民上船之际，予嘱冶臣伯，预带眷属，悉藏朝阳巷内小屋中，闭门不出，阖家幸免同去”。据此看来，只要一家人中有一人加入太平军就可能保家中其他人的平安。可见，太平军离开武昌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被“裹胁”而去。而清方也有“将所掳少壮男女尽皆胁载上船”的记载。《养拙轩笔记》的作者在九江被太平军所获，但因年老而“名不入伪籍”，也反映了太平军吸纳人员是有条件的。

至于太平军在武汉吸纳的人口数我们可作一推断。以《嘉庆一统志》所载为准，1820年武昌府9个县共有人口687.3万人口，以湖北省4.9‰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计算，1852年的人口为799.6万；如按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计算，行政机构所在城市人口约为80.0万。1953年的人口调查中，湖北1—16岁和60岁以上的人所占整个湖北省人口的比例分别为37.43％和7.12％，共44.55％，那么男女少壮者所占比率为55.45％。以此比率来计算，当时城市中少壮者约为44.36万，如果这些均作为武昌城的少壮人口；当太平军离去时，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以一半计之，也就是22万多人。而且这个人数统计是指整个武昌府的城市人口，包括了武昌城外其他县城的人口。且如前所述，武昌城中的人逃走不少，少壮者并未全部加入太平军，所以当时有十几万人随军是比较恰当的，加上占领武汉前的7万到8万太平军，大概有20多万人。

太平军东下时的船只数量也可佐证这一点。太平军东下南京，分水陆两路前进。谢介鹤随太平军至金陵，在张继庚内应事件败露后逃出。他回忆陷入太平军后的所见所闻时说：“咸丰三年，癸丑正月二十九日，粤逆洪秀全、杨秀清等至金陵，其陆路分贼营二十四座，每营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五六十人。”据此看来，太平军陆师力量在5000人-7200人之间。水师力量可根据船只数加以推算。当时太平军有船只万余，由于这些船主要是民船，每船不过可载十几人。即使湘军专门制造的战船也不过“长龙每船24人，舢板每船14人”。以每船平均15人计算，万余船只也就是20万余人。

所以，张德坚关于从武汉东下时太平军人数有50万的说法有点夸张，而萧盛远的说法可能比较真实。扣除先前的7—8万太平军，随太平军东下的武汉人在12—13万左右，但这些人中有一些确实是被迫的，如前述有的是为了保护家人，立场并不坚定；且当时太平天国尚未建都，管理不严密，为民众的逃亡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东下途中及攻占南京前大部人已伺机逃走。据载“未几，男子被掳逃归者十八九，女子回者十一二”。真正留在南京的武汉人约6万—7万而已。

从武汉直至南京，太平军势如破竹，所过州县，民众已经逃离。如九江，太平军到时，“已阒无人，贼无可留恋，遂帅众蔽江而下”。安庆城内居民“已徙去十之八九”。因而，从武汉至南京途中，太平军并没有吸纳多少人员。所以，真正迁徙到南京的大致在13万—15万人之间。沈梓在《养拙轩笔记》中载太平军到金陵城外，实际不过十数万人，也说明了到南京时的太平军人数不是太多。太平天国奠都后，这些人中大部留在了南京。

三、太平军占领南京后至奠都前南京人口数量的变动

太平天国奠都前南京城的人口主要包括两部分：军人和平民。

南京是清朝在江南的政治、军事重心之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清朝在南京驻守了八旗和绿营。南京的八旗官兵共6 347名。按照清朝的军事制度，家属随军居住。传统中国家庭的规模学术界估计为5人，以此计算，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