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5年货币改制前夕，上海市的工资分值稳定在2663元（合新人民币0.2663元，即2角6分6厘）。北京的工资分值稳定在2210元（合新人民币0.221元，即2角2分1厘）。一个成人维持生活的最低费用为50工资分；也就是说，当时北京最低个人生活费定为老币11万元（新币11元，合今110元），上海最低个人生活费定为老币13.3万元（新币13元3角，合今133元）。

1955年改行货币工薪制的前夕，北京一个工资分折合0.22元新人民币，教授工资折合新币165.88—232.23元（约合今1658元8角—2322元3角）。

知识分子开始习惯以“新人民币”在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存期一般在半年以上。而在40年代内战时期，法币不值钱，人们很少存款，即使短期存款也不会超过几个月。

由此，人民政府新政权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拥护。

教授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改变原有的欧美模式，按照苏联教育模式改造，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各系合并组成“综合性”的北京大学，迁入西北郊燕京大学旧址燕园。

建国后，各大学都安排了教师住宅；教师们基本上不在校外租房居住了。北大的老教授们住在燕南园、燕东园、朗润园、镜春园，在原来燕京大学的别墅式洋房中，每家住1幢2层小楼或1所平房小院，园中颇富园林之美，住房条件较好。年轻一些的教师、职员住在新建的中关园、蔚秀园宿舍楼，也较为宽敞，单身教师还有公寓，或在未名湖畔的雅致房间里。50 年代马寅初、汤用彤、周培源、冯友兰、侯仁之、林庚、朱光潜等都住在燕南园，翦伯赞、游国恩、浦江清、何其芳、杨晦、冯至、周一良、邓广铭、李汝祺等都住在燕东园，季羡林、金克木、吴组缃等住在朗润园、镜春园；王瑶、林焘、力扬等住在中关园。

清华大学的老教授们，除了一些因院系调整而调走的以外，仍住在清华园几个老住宅区：北院、西院、南院、工字厅、西客厅等处。

据1952年12月底北京大学总务处起草的《北京大学校园面积房屋设备使用情况调查分析》报告，当年新建筑面积48454平方米（使用面积占73 ％）；全校用于教学部分的建筑有八座大楼：外文楼、物理楼、化学楼、民主楼、俄文楼、生物楼(新建)、文史楼(新建)、教室楼(新建)；饭厅六处：大饭厅(新建)、第一食堂(肺病专用)、第二食堂、东欧食堂(群斋饭厅)、业斋饭厅、工人食堂。

在中关园新建教职员工宿舍18548平方米，其中100平方米一套者20户，75平方米一套者96户，50平方米一套者64户，35平方米一套者72户，24平方米一套者30户；另建公寓楼2幢，可住43户，共能容纳325户。

再以广州中山大学为例，老教授们住房仍然是优惠的。一级教授陈寅恪，起初住在西南区52号；1952年夏迁居到东南区1号二楼，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洋房，是辛亥革命那一年由美国人麻金墨夫人捐资6千美金建造，所以又称为“第一麻金墨屋”。陈寅恪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6年。这幢洋房座落于康乐园的中区，四周草坪环绕，楼房独立自成一格。中文系主任王起教授也居住在这里，与陈寅恪为邻。（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二级教授容庚住在康乐园南区九家村，是一幢两层楼房，客厅、书房都很宽敞。

可惜好景不常。到“十年浩劫”时期，全国各地的老教授们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原有的住房几乎都被侵占，甚至遭到“扫地出门”的厄运。而下一代知识分子住房普遍地简陋、拥挤不堪。

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工资分”待遇

1950年2月，政务院通知：各单位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尽可能实行供给制或低薪制，月薪标准为240斤小米（合今360元），研究院毕业生月薪不超过300斤小米（合今450元）。见习期半年到1年，期满后适当调整工资。这说明当时一般供给制的津贴待遇比薪给制低。

1953年到1954年；大中专毕业生实行按学历和修业年限规定见习期间、临时工资和定级工资的制度。

1953年2月政务院对大中专毕业生按学历规定了临时“工资分”标准；以后又作三次修改（每次略调低些），并规定见习期半年，期满后按表现评定工资级别。1954年修改后的规定如下（按照北京一个工资分折合2200元老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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