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作家”还是“自由撰稿人”？

供给制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机关、各单位干部的基本分配方式。在文艺界，首先从文学研究所开始。用这种共产主义分配体制培养作家、管理作家，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建国后成为作家队伍中主力作家的，很多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多是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党的干部，又是作家。对内对外，他们总是声称自己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这时，他们都自觉地确立着自己在新的体制中的位置。

当时的作家更羡慕苏联的作家待遇。萧三在他的《重游苏联》一文中写道：“戈尔巴托夫对我们说：‘苏联作家的生活好不好？看他工作得好不好。谁工作得最好，谁就生活得最好，党和政府给他完全的生活保障。现在苏联的名作家每个人都可以买一个别墅，芬兰式的，价值五万卢布；可以自购汽车、汽油……作家有必要去各地考察、生活、访问……的，作家联盟给他一种创作的旅行派遣，给他旅费，他在那里可以住几个月。”

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到了和平时期不便于长期维持。那么，是转向实行配给工资制，让作家们获得某级别的干部身份呢，还是回到过去的自由市场制、依旧靠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当时的选择只能是前者。这是因为：

（一）社会已经不具有自由出版的市场，如何有自由支付稿费、版税的社会空间？靠稿费生活的除了此前创作量很大、版权尚多的作家外，一般的作家靠多少年写出一本书、几篇文章，是无法生活的。如早期“湖畔诗人”汪静之说：“我多年没写诗了，上海解放后第二天就写了三首诗，投稿不登，以后就提不起兴趣了。”像这样的诗人心情，怎能让他们靠稿费生存呢？对于新体制内的作家，工资制的实施，使他们即便长期不发表作品，也有生活保障。建国后17年间版税制逐步取消，稿酬也一减再减，稿酬的有无只是生活水平高一些和低一些的标志。诗人郭小川在日记中常提到，拿到了多少元稿费，陪夫人去买布料做衣服。从当时多数作家的生活情况看，稿酬再不是生活仅有的依靠了。不会像30年代周扬在上海时，妻子即将临盆，手里硬是连妻子住院生孩子的钱都没有，急得他到处告借。

（二）当国家在大范围内实行供给制（和包干制）时，正是计划经济初期建立的时候，完成了向指令型计划经济的过渡，也就完成了作家由自由职业者向配给工资制的转变。

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 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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