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建立之前，高丽就成为蒙古国的附属国，并建立起正式的朝贡关系。元朝(蒙古国)与高丽的朝贡关系与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发展紧密相连。宗藩关系的确立，意味着高丽对元朝(蒙古国)要履行朝贡义务。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元朝与高丽的这种朝贡不仅包括高丽根据自己的能力进献物品，更包括元朝向高丽强行索取的军需物品。在元朝的高压政策之下，中朝朝贡关系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具君臣主从关系，而朝贡的礼仪性则降于次要地位。蒙古国与高丽的宗藩关系确立之初，高丽对蒙古国的朝贡是不情愿的。元世祖统治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高丽的朝贡虽有不情愿的成分，但元朝统治政策的缓和以及高丽国王对现实处境的考虑，使双方对维持这种关系都比较积极。高丽恭愍王统治时期，借元朝走向衰落之机，逐渐摆脱元朝的控制，朝贡次数减少

一、高丽向元朝的朝贡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国就与高丽建立了正式的朝贡关系。蒙古太祖十一年(1216年)，契丹首领金山、六哥等率领9万人反蒙自立，在蒙古大军的追击下，窜入高丽，并攻占了高丽国的江东城。十三年(1218年)，蒙古大军以追击契丹军的名义进入高丽，与高丽军联合攻打江东城。江东城的契丹守军投降，高丽遂与蒙古结盟，由于高丽国“道远，难于往来，每岁可遣使十人入贡”。蒙古国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初步确立。

蒙古国在与高丽之间的朝贡关系确立以后，不断派遣使臣索要贡物，不仅数额巨大、品种繁多，而且使臣态度蛮横强硬，并时常以战争相威胁。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年)，蒙古以歼灭契丹军为理由，向高丽索要贡物。“九月，皇太弟、国王及元帅合臣、副元帅札刺等各以书谴宣差大使庆都忽思等十人趣其入贡，寻以方物进。十五年(1220年)九月，大头领官堪古苦、着古欤等复以皇太弟、国王书趣之，仍进方物。”十六年(1221年)1年间，高丽向蒙古国进贡1万领獭皮、3000匹细紬、2000匹细苎、1万斤绵子、i000丁龙团墨、200管笔、10万张纸等。十七年(1222年)十月，“诏谴着古欤等十二人至其国，察其纳款之实。”十八年(1223年)八月，“宣差山术等十二人复以皇太弟、国王书趣其贡献。这一时期，高丽国王在蒙古国强大威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向蒙古国进献方物，所进献的主要是高丽的物产，没有人员的贡奉。

由于蒙哥汗在进攻南宋时不幸阵亡，蒙古汗国出现了汗位之争，忽必烈在汗位之争中赢得了胜利，并建立元朝。在蒙古汗国做质子的高丽世子倎及时投靠忽必烈，赢得了忽必烈的褒奖，这是两国关系改善的开端。忽必烈考虑到征南宋与日本的需要，也改变了以往对高丽的高压政策。高丽元宗为了王位的稳定并保持高丽的相对独立，请求与元朝联姻，元世祖答允了他的请求。此后，元朝皇帝或王室成员之女嫁与高丽国王便成为一种例制，蒙古公主成为元朝的代理人，在高丽拥有高于国王的权力。元朝皇帝是高丽国王的岳父，高丽国王成为元朝的驸马。高丽国王与元公主所生之子又被立为世子，日后再成为国王。这种极为亲近的姻亲关系，有利于元朝对高丽的控制，但对高丽王室来讲，也借助姻亲关系而提高了政权的安全性。高丽王实际是拥有双重身份的国王，既是元朝的地方官，又是高丽国的国王。这种特殊的身份反映了高丽国作为元帝国的附属国兼驸马国的地位。

由于高丽国王与元朝的这种特殊关系，在元与高丽交往的历史上，国王和王妃亲朝的事情经常发生，每次亲朝，不仅带领大批人马，而且携带大宗贡品。元至元二十一年(高丽忠烈王十一年，1284年)夏四月，“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从臣僚一千二百余人，赉银六百三十余斤，纻布二千四百四十余匹，楮币一千八百余锭。”国王及王妃亲朝所携带的贡品之外，他们所带领的大批人马的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从蒙古太祖十九年(1219年)至元朝灭亡(1368年)，蒙古国与元朝派遣使臣前往高丽的次数是277次。其中，蒙古国时期33次，元朝建立以后世祖朝82次、成宗朝26次、武宗朝17次、仁宗朝17次、英宗朝5次、泰宗朝6次、文宗朝6次、宁宗朝1次、惠宗朝84次。而高丽从蒙古太宗四年(1232年)至元朝灭亡，共遣使赴元479次，其中，高丽高宗时期39次，元宗时期56次，忠烈王时期207次，忠宣王时期21次，忠肃王时期63次，忠肃王(后)时期6次，忠惠王(后)时期9次，忠穆王时期16次，忠定王时期5次，恭愍王时期57次。根据上面的统计数字，在蒙古国及元朝120余年的统治时间里，与高丽的双方往来是756次，应居元朝与藩属国往来次数之首。其中，高丽派使臣赴元的次数几乎接近元朝向高丽派遣使臣次数的2倍，而且元朝派遣使臣的目的多为催促高丽入元朝贡，监督高丽内部事务等；而高丽使臣前往元朝则多为进献贡物、贡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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