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同馆“秩从四品。掌接伴引见诸番夷峒官之来朝贡者。至元十三年始置。二十五年罢。二十九年复置。元贞元年，以礼部尚书领馆事，遂成定制。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一员，正三品；大使二员，正四品；副使二员，从六品。提控案牍一员，掌书四人，蒙古必阇赤一人，典给官八人。其属有收支诸物库，秩从九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除了接待事务以外，会同馆还负责向往来贡使了解各自国家的自然状况、历史地理等，并编绘成图。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三月壬寅，礼部言：“会同馆番夷使者时至，宜令有司仿古《职贡图》绘而为图，及询其风俗、土产、去国里程，籍而录之，实一代之盛事。从之。”会同馆虽然负责接待外国朝觐使者，但饮食方面的安排却另由通政院的廪给司负责。廪给司“秩从七品。掌诸王诸番各省四方边远使客饮食供张等事。至元十九年置。”内设提领、司令、司丞各一员从事具体工作。

除了中央的管理机构以外，驿站是朝贡活动得以实现的保证。元代驿站的职能比元以前的各朝有很大的扩展，在以往传递军情、布宣号令的职能之外，又增加了繁重的运输任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番夷”贡物的转运工作。

元朝的驿站十分发达，无论是设置、管理还是功能、建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内则掌之天府，外则国人之为长官者主之。”站赤中有驿令、提领等官。在关会之地，还设置脱脱禾孙，以司辩诘。站赤中的各级官吏皆归通政院及中书兵部统一管理。站户有逃亡的，要及时签补，并加以抚恤和赈济。由于站赤管理井然有序，“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站赤的发达标志着元朝国内交通的发达，也标志着元朝对外交往的频繁与广泛。

为了保证站赤的正常运行，对随路官员及站赤人等的过往进行严格的规定：“使臣无牌面文字，始给马之驿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给驿马者，亦论罪。”站赤官员要对过往行人进行严格盘查，要根据是否带有文字牌面来决定是否给予马匹，没有牌面的，随便给予马匹，要治罪；有牌面，没给马匹的，也要治罪。虽然规定如此严格，但前来朝贡的使臣，却可以不受限制，“若系军情急速，及送纳颜色、丝线、酒食、米粟、缎匹、鹰隼，但系御用诸物，虽无牌面文字，亦验数应付车牛。”将进贡物品与紧急军情并重，足见元朝对朝贡的重视。

为了转运贡物，加强对属国的控制，元朝还将驿站设置在各属国境内，对高丽也是如此。至元十七年(1280年)七月，元朝首次在高丽境内设置驿站，“以高丽国初置驿站，民乏食，命给粮一岁，仍禁使臣往来，勿求索饮食。”。按照元朝的计划，在高丽境内应设置40个驿站，由于“民畜凋敝”，高丽恳请元朝减少驿站的数目，后得到准许将40个驿站合并为20个。元朝与高丽之间的朝贡活动就是通过这些驿站实现的。可以说，朝贡促进了驿站的发展，驿站也加强了元朝与藩属国之间的朝贡。

关于元朝的朝贡礼仪，史载不详。记载明朝礼仪制度的《明集礼》中对元朝的礼仪做了简略的介绍。内容是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令高丽王“修世见之礼”。此后，藩属国在正旦、圣节、大朝会之日来朝，要行朝礼觐见。元朝还将皇帝的生日定为重大节日，让来朝藩王和使臣在这一天行朝觐礼，这是元世祖在礼仪制度方面的首创，并为明清两代所沿用。

三、元代中朝朝贡关系的影响

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在维护宗主国强权的同时，也给藩属国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高丽自建立政权以来，一直与同时期的中国政权有密切的往来，大量代表中国儒学及理学思想的书籍进入高丽。主要有《四书》、《毛诗》、《尚书》、《周易》、《礼记》、五子书、《韩文》、 《柳文》、 《东坡诗》、 《诗学大成押韵》、 《君臣故事》、 《资治通鉴》、 《翰院新书》、《标题小学》、《贞观政要》、《三国志评话》等。由于对汉文化及儒学观念接受得比较彻底，高丽的儒学颇为昌明。

其次，元朝与高丽宗藩关系的建立，使带有儒学特色的高丽文化和以游牧为特点的蒙古文化有了接触的机会。从蒙古民族的心理来讲，在统一中国之后，以华夏正统自居，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发展海外贸易和中外交往。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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