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这样一种完全建立在阶级史观基础上的传统叙述模式相比，金著的叙述逻辑明显地有所不同。作为一部“史”书，作者几乎未做任何理论性的归纳和分析。包括从开篇第一章介绍二十世纪前夜，一直到第五章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金著都没有像传统中共党史那样，用毛泽东的理论首先分析时代背景、国内外阶级关系和历史演进的客观逻辑。金著大量引证史料，细述历史过程，说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乃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领导下的其他一系列革命斗争，都不能改变近代中国的悲惨境遇，中国非要共产党不可，都是据史以论，并不着眼于阶级分析。

按照各种史料所提供的线索，金著对中国共产党的形成背景及经过的认识是这样的：一是因为在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具有“综合体系”和“根本解决方法”可做指南，它指示着一种可以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前途，因此对激进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二是“五四”之前正好俄国成功了“十月革命”，“五四”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加上俄国的共产党人派代表到中国来，提供了最直接的帮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又恰好在这个时候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有了与这些极大地区别于中国社会其他阶级的工人阶级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而归根结蒂，是“祖国和人民的悲惨处境”，“驱使他们产生一种特殊的紧迫感”，陈独秀等人就是因为看到俄国的方式救国最有效、最便捷，按捺不住地想要马上开始“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行动”，所以才会照着俄国人的样子，成立共产党。这全都是时势使然，是“客观时局发展到这一步”。

为救国而建共产党，共产党为救国而革命、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这其实就是金著的中心论点和叙述逻辑之所在。也正是为了能够在叙述中使中共与中国以及整个民族合乎逻辑地融合在一起，金著经常用大量充满激情的文字动情地谈论“中国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心声、情感与精神，热情地讴歌代表着这些心声、情感与精神的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如果说，传统中共党史坚持的是一种阶级史观的话，那么，金著显然更多地是基于一种民族史观或曰民族革命史观。这应当是金著与此前许多中国近代史、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著作最为不同之处。

跳出传统史观，并不那么容易

但是，要真正跳出传统的阶级史观，改从民族史观的角度来看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读金著，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作者虽然看历史的角度发生了改变，但并没有改变传统的中共党史中的各种基本观点，仍然沿用了传统的各种概念。比如“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等。包括在谈到这些概念时，金著对各个阶级性质、作用的基本判断，也和过去没有两样。如讲地主阶级是“没落”的，讲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讲中国早期的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到“五四”爱国运动时则“开始以独立的姿态”“走上政治舞台”之类。而且，多半是由于篇幅过大的原因，金著甚至没有具体讨论和分析过这些所谓阶级的种种复杂情况。但一方面继续延用传统的阶级观点，一方面又超越阶级处处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谈历史，两者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扞格之处。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金著关于“工人阶级”的看法。在金著中，凡谈到工人或工人阶级处，除早期外，几乎无不是与共产党相联系的。给人的印象，在中国，只要是工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或由共产党所代表的。这样简单地划等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历史的某种误读。

如书中在谈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在上海对工人的态度时，就说蒋为便于镇压行动的突然性，“并不轻意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仍对上海工人作出似乎可以令人宽心的友好姿态”。金著虽没有用过去一些书中用过的蒋介石向工会送锦旗麻痹工会的说法，却还是举了“四·一二”前十来天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与工人举行兵工联欢大会等史料来证明存在这种欺骗。但在这里，金著显然忽略了当时上海至少存在着两个具有全市性影响的工人组织的情况，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一个是有青红帮背景的工界联合会。周凤岐部不可能也没有与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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