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著讲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讲1959年反右倾运动，都比较实事求是。书中正面承认了当年各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作者明确指出，按照195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人口统计的情况，每年增长数都在千万以上。但1960年的全国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还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又进一步减少了340余万人。两年的数字相加，不仅少增加两千五六百万人，还减少了1300万人。除去按金著所说“育龄妇女因病弱增多而使婴儿出生率大大减少”外，“全国因缺粮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众，可想而知。

发生如此惨重的“灾难性恶果”和“巨大的悲剧”，按作者的说法，是主观上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让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只是因为“骄傲”了，计划“超越了国力的实际可能，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发生了惨剧。作者的分析明显存在很大的可商榷的余地。勿庸置疑，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可能发生头脑发热或判断失误的情况，这并不奇怪。问题是，任何一个有着正常制度的国家，都会有避免或减少因个别领导人错误决策引发严重后果的校正系统与机制。何以在当时竟不存在这样的系统与机制？不仅不存在，彭德怀等人正常上书反映问题，还会因惹恼最高领导人而被打成反党集团，原本应该有所调整的错误决策反而会更加变本加厉，从而使形势雪上加霜，导致明明可以少发生的严重后果更加严重了。

不难了解，1957年以后，甚至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几乎都与中国不存在可以约束最高领袖意志，减少因错误决策导致可怕后果的正常机制和制度密切相关的。包括大跃进，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无不反映出这样的情况。简单地从动机上来看问题，把这一切归结为“骄傲”，归结为“没有经验”，给人印象，只要主观上注意些，谨慎些，就能够避免发生如此错误，这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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