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所代表着的人数不多的中国产业工人群体，因为行业、地域、语言文化区隔等种种原因，在全国范围内的情况也是极为复杂的，直接在共产党组织影响下的人数极为有限。一方面，在中国，最早开始做工人运动的，一是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是国民党人。像广州的产业工人（即机器工人），长期以来就是被组织在国民党领导的工会里面的。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两个工会就互不相让，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两派工人的大规模械斗。中共1927年12月举行反抗国民党的广州起义，机器工会的工人还在国民党的组织下，积极参加了镇压行动。另一方面，1927年中共转入地下后几乎无法在城市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特别是1931年前后中共中央退出城市，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更是全面受到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1940年代末，中共初进城市后就发现，无论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在石家庄这样的中小城市当中，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势力和影响都很大，许多工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工会组织的骨干分子。为了避免打击面过大，中共还专门通过文件规定，不对一般工人加入国民党问题进行追究。

类似的情况并不仅仅表现在工人的问题上。但这从一个方面可以说明，讲这段历史时，笼统地谈这个“阶级”，那个“阶级”，和把传统的中共党史中关于阶级作用的说明简单地接受过来，而不做具体分析和史实的研究，是很容易造成对历史的误读的。

如何看待蒋介石国民党

不从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入手，只着眼于民族和国家利益，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既然是讲民族、讲国家，始终与中共存在着阋墙之争，却同为民族兄弟的蒋介石国民党该如何摆？

在传统的党史著作中，蒋介石国民党的形象至少是清晰的，其自身的以及与中共关系的变化是有内在逻辑可寻的。而金著离开了阶级分析的观点，蒋介石国民党的形象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按照阶级分析的观点，蒋介石国民党毫无疑问是民族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和中共时而合作时而对立，是由两者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前者通常被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的，后者则被认为是代表着致力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农群众，尤其是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有时会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与之合作；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甚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时，双方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敌人。

按照金著的分析方法，蒋介石国民党的阶级代表性看不见了，中共成了民族国家利益的惟一正确的代表，蒋介石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性质也成了问题。这样一来，要想说清楚国共分合冲突的原因自然就变得十分困难了。由于没有掌握其他评价标准和工具，作者只好从道德层面上来看问题了。比如，当蒋在书中作为反共人物出现时，作者断言他是国民党中那种“只是想靠孙中山来谋求自己的发展”的人物。随着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共矛盾冲突加剧，作者的评价也更趋道德化，称蒋内心是反苏反共的，为了权力地位，表面上表现成左派，“一到羽毛丰满便突然变脸了”。这一评价在说明蒋发动“四·一二事变”时，更加变成一种人品的贬斥了：“蒋介石是个要把一切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容不得任何异己力量而又富于权谋的人。当自己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可以隐忍不发，以便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他立刻会翻过脸来，采取令人吃惊的断然行动”，且“手法十分卑劣”。从道德人品的层面来评价历史人物，严格说来是危险的。作者对蒋介石道德人品的观感极差，不仅影响到全书对蒋介石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几乎完全负面，而且使作者对一些可能影响到读者对蒋产生某种好感的看法的史实，也会采取回避的做法。比如，金著就只讲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以后如何不抵抗，对蒋随后在锦州、热河、长城抗战问题上如何主张抵抗，调兵遣将，如何与张学良发生争执，却未置一词。讲到热河不战而失，不讲张学良不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撤换汤玉麟，积极部署抵抗的背景，却说蒋介石乘热河沦陷“逼迫……张学良辞职”。对于紧接着发生的长城抗战，金著虽没有否认中央军有参战，却对西北军的抵抗给予高度评价，对晋军的抵抗只讲失利，中央军的作战则被描述为主要是“有爱国心的将士们”的所为。

对于随后的抗日战争，金著花了许多笔墨，写得很充实，还辟出专目来写民族资本家的作为和态度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这时多少注意到了作为国家统帅的蒋介石当年领导全国抵抗和国民党军队的作用，第一次表示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军政人员也有程度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理应更接近作者原本的出发点——民族史观。但作者对此并不能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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