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取消过年

1967年初，在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的印象里，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严冬。他当时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该过年了，还要搞下去吗？

但他错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进入高潮。“一月夺权风暴”席卷而来，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最闹心的是，连春节也过不成了。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18岁的上海玻璃机器厂青年工人章仁兴正是发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的第一人。他投书《解放日报》，在全国最先发出倡议：“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

这封“革命造反派来信”刊登后，章仁兴在厂里大出风头。工友以开玩笑的口吻质问他：你不休息人家也不休息？直到前两年，还有人提起此事，他都但笑不语。

2009年冬天，在章仁兴家中，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生平第一次披露了这个秘密：其实，这封信不是他写的。

“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出炉

1967年伊始，章仁兴所在的上海玻璃机器厂动员人们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海玻璃机器厂总是得风气之先：第一个成立工人造反队、第一个夺了厂里的权。这一切，皆因出了个潘国平。潘国平曾与“四人帮”主犯王洪文共同发起成立了“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而一度，人们只知道“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作为“老造反”，潘国平文革时红极一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章仁兴算是厂里较早追随潘国平造反的一批人了。“工总司”成立那天，章仁兴跟厂里的人去看热闹，热血沸腾，当场参加了造反队，而且当即扔下自行车，跟着队伍爬上火车进京讨说法，见证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

对于春节不回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理所当然积极表了态。不久，他就被厂里管宣传和政工的造反派头头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请他过目。倡议书写道：“我到底要不要回乡呢？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回乡了。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决定呢？我想，我是个革命工人，又是个造反队员，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章仁兴被挑中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厂里小有名气的造反队员，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乡探母，这在以本地人为主的厂里是不多的，这就使得他成为春节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章仁兴没有任何犹豫地签了名，因为，“我是什么号召都听的”。对他来说，“造反有理”是很自然的事。签字后的事，章仁兴就一无所知了。他只知道，头头们“跟上面有联系”。

革了春节的命

1月2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国棉31厂，是上海造反派头头黄金海的娘家，跟潘国平的娘家上海玻璃机器厂一样，同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黄金海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王洪文的亲信，文革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务委员。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回乡探亲，毕竟是私事，是小事；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刚刚夺来的大权，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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