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今年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

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兴和刘其舜都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章仁兴记得，各单位都是一卡车一卡车拉去的。他们厂的造反派都去了，200多人坐了四辆卡车。刘其舜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春节前不久，刘其舜被造反派一纸借令借调去当了工人记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写任何报道。反正上面有统一稿件，凑凑热闹就行了。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规定，春节不准提前发工资。通知说：工资一律按正常日期发放，不得提前；确有困难者，提前发放的最多不能超过本人全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凡提前发放工资的款项，银行一律拒绝支付。上海人民公社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机构，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用‘串联补贴’‘生活补贴’‘活动经费’等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的阴谋”宣布，他们以前的签字许愿一律作废。

在热热闹闹的夺权声浪里，“革命化春节”不但破了春节这个“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观园、大市场、大喇叭”的最大“四旧”，还解决了夺权后的新政权面临的现实困难。仅以“春运”而言，上海夺权后，全国来串联的“革命群众”多达数十万人，单水上运输预计就有40万人次，团体登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50%，这对于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而言压力可想而知。

没有年三十的春节

1967年的春节静悄悄地来到了。2月8日除夕这天，上海玻璃机器厂正常上班。章仁兴一直到下午4点半才准点下班。晚饭和平时一样，在食堂吃的。

不过上海针织漂染一厂下午2点时就几乎没人了。虽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开溜。造反派头头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

刘其舜回家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跟他同一个车间的小张，两人一起进厂的。刘其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其实，这是他的初恋对象。以前老伴在世时他不敢说，只含糊说是小学同学，现在他可以说了。

小张是来求助的。就在刚才，一个学生跑来给她的“反动学术权威”父亲通风报信，说造反派要在大年夜来抄家，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小张怕家里那些“封、资、修”的书籍被抄走，希望在刘其舜家暂存。他立即答应了。他现在还记得，其中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三言二拍》等。

刘其舜的哥哥姐姐们都还没下班回来，小张又急着回家，刘母就给他们俩做了简单的年夜饭。按照老家的风俗，先吃了宁波汤圆，甜食之后还要“漱漱口”，又吃了两口带鱼。

吃完饭后，刘其舜送小张回家。她家住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街上就能查看动静。见她家里很平静，机会又这么难得，两人就掉头继续逛马路。沿着自忠路，走过淮海公园，往北走到人民广场，再慢慢往南走。

怕她难过，再说也不敢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一路上，刘其舜东扯西拉。尽管明知两人都有这么一点意思，但刘其舜不敢表白。他只敢在过马路的时候，口称“当心”，一把拉住她的手，随即放开。大多数的时候，两人只是默默地走着。

街上，行人稀少，“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的狗头”“火烧、炮打、揪出”……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到处可见。

一路走来，看不到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家家大门上不贴“招财进宝”和“福”字，改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春联。没有哪家敢在年夜饭前点烛焚香，摆上碗筷，供上六七个菜，磕头祭祖。

那一天，没有最高指示出来，因而也没有鞭炮声。平时总在响的高音喇叭似乎也静止了。街头很平静。也许造反派也想过年吧？毕竟还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刘其舜这么猜测。

但他猜错了。张春桥等人根本全无心情过年。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这么天大的事，一连等了三天，既不见新华总社发布电讯，也不见《人民日报》刊登报道，他坐不住了，准备亲自到北京去汇报。

好不容易熬过春节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飞赴北京。在2月12日到18日的一个星期里，受到毛泽东三次接见。张春桥带回来的最高指示是：“如果全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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