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地下党当时已经建立的指挥系统看，发生“兵谏”这样的大事，作为指挥权限与责职，最早向保安通报事变发生的应该是西安指挥台。但这也只是一个推断，最终揭开谜团，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从西安地下党完善的情报系统、优良的通讯设备和大批情报骨干云集西安的情况看，那种认为中共中央在12日白天并不了解事变真相，要到13日才了解事变详情的观点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四、西安事变当天，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究竟有没有开会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保安的反应有些异乎寻常。

西安事变是一场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甚至世界的各个主要政治中心都忙着开会商讨对策，唯独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就目前公布的史料中，无论是《毛泽东年谱》还是《周恩来年谱》，在这样重要的一整天，竟然没有记载任何会议。保安的会议居然要到13日上午才召开，这种情况既不合逻辑，更不合党的传统。如果说对情况不了解，那南京和世界更不了解。如果说等苏联指示，那13日上午也无法开会。

但有资料显示保安当天召开了重要会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大系》说：“中共中央立即在毛泽东住处进行了研究讨论。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后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人提议，给共产国际去电。于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发往莫斯科，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指出这一事件是根据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达成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请国际从速指示。同时，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给张、杨两将军的文电，对他们进行赞扬。”但该书没有提到周恩来。

另据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记载：“12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还说会议“决定由中革军委将蒋被扣一事通知各军团，令各军团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刊登了发报日期为1936年12月12日的《军委主席团电》，内容共两条：通报西安事变的详情；令各部准备待命。

再据《西安事变新探》一书认为：保安接到张学良的文寅电，“他们立刻就作出了反应，一面于中午12时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书记处，一面迅速提出应当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区别对待。”

再据《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的记载：“12日晚24时，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了对事变的紧急处置意见。”电报的名称是“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中我方步骤问题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日）”。

那么12月12日这天，保安究竟是没有开会，还是开了会至今没有公布相关资料？尚不得而知。

五，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究竟在哪里

陈立夫说事变当天周恩来在西安，暗指这一事变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与中共交涉时，我方代表是我和张冲，中共派代表是周恩来，这项谈判，必须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参加，那就是潘汉年。”“后来，周、潘二人由我们招待至南京居住，由我直接和他们谈判，使他们更为放心。经多次磋商，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就想回延安复命，我命张冲陪他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学良再唱抗日高调，藉以保存实力。潘则留在京沪续洽，不料事隔几天，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为何？”

台湾《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6年12月10日也有记载：“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冲自南京到西安，准备去陕北（周与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在南京与陈立夫、张冲、张道藩商谈多次，不时往来京陕之间）。”

要证明陈立夫的回忆与《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的错误，唯一的办法就是证明西安事变的当天，周恩来究竟在哪里。

《周恩来年谱》的12月12日没有记载周恩来的具体活动。直到12月13日上午，才记载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并发了言。

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的那天晚上，保安举行群众庆祝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