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派到红军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不确定地提到了周恩来:“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在他之后，就我回忆有朱德和周恩来的讲话。”不过李德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日期，说集会的时间是“这一天或第二天晚上”。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在保安，却又说周恩来于12月13日到了西安。

叶子龙回忆把事变的首日电只交给了毛泽东，并不像通常那样，同时通知周恩来。

不管是陈立夫还是斯诺等人，单凭记忆在回忆数十年前的某个具体日子和具体人的活动时难免差错。

从现有史料看，既不能证明周恩来就在保安，也不能证明周恩来就在西安。看来，要证明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的活动内容，仅仅依靠电报的署名或个人的回忆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具体的历史记载，才能最终破解这一谜团。

尽管西安事变还存在不少谜团，但作为历史的转折点又很简单，有些结论应该是可以取得共识的：蒋介石逆势而动坚持内战，只能是自作自受自取其辱；红军正当防卫顺势而为，既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战，也是为了争取生存和发展；共产党最终礼送蒋介石并尊其为领袖，与蒋介石的誓灭红军形成鲜明对比；西安事变虽然对国共两党都是机遇，但对中华民族更是难得的幸运；西安事变作为秘密战线的杰作，注定众多出生入死的历史功臣只能做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

“我不认为少帅在中国还能挽救自己，但少帅发动的壮举必将挽救中国。”历史已经验证了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美国人雷纳德1943年在纽约出版的回忆录中所做出的预言。

（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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