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03期  作者：罗建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身边有一位叫黎天才的人物，曾十分引人注目，但至今却似乎已被淡忘。

一 黎天才引人注目的原因

最早注意到西安事变中有黎天才在起作用，可溯至1936年。蒋介石被扣西安尚未释放，当时的上海《新闻报》就连日刊登文章，点出了张学良身边的黎天才，并往事变的起因上挂疑：

他（指张学良——引者注）所信任的黎天才，本来是共产党徒，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是一个共产党的活动分子。张作霖曾经要杀他。张学良见他聪明，能写文章，就留下来，做他的私人秘书。黎天才投降了张学良以后，改变了思想没有，外人不得而知，不过在张学良任行营主任时，黎天才的一个属员（指潘文郁，见本文第三部分，引者）是共产党，泄漏了军机枪决的。从这件事上看起来，黎天才还是和共产党有往来，仍旧替共产党做工作，是无疑的。只因张学良很服从蒋委员长，黎天才还是不敢怂恿张学良赤化。到了陕北以后，黎天才一定看透了张学良的隐衷，乘机进言，张学良就上了他的圈套了，这或许是这次叛变原因之一。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黎天才受到注意，不仅是因为他当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的少将副处长，职位颇显，更是因为他“本是共产党徒”，又“还是和共产党有往来”。

而更早注意到张学良的左右有前共产党人渗透的，还是中共领导人和中共特科。1936年4月9日夜间，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会见了张学良，后又听取李克农、刘鼎汇报了东北军的相关情报，随即于4月11日向中央发出报告，说到张学良“言他的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这里所提到的那“几个共产党人”，显然是指黎天才等，因为能称得上是张学良的“左右”且是“脱离党的叛徒”者，只有黎天才为首的一批前共产党人，他们大多是被中共六届四中中央开除的反对派“中央非常委员会”（以下简称“非委”）的重要成员。直到今日，当年在东北军中工作过的老共产党人提起黎天才时，脱口而出的还是“叛徒”。

事变后期，蒋介石也注意到了黎天才的特殊作用，故而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随即扣押了来探望张氏的黎天才。戴笠曾就扣押黎天才之举做过解释，“天才兄恢复自由……一时尚不能办到”，“主要原因”乃“最高当局”怀疑西安事变的发生，黎天才“颇有暗中鼓动之嫌”。不久，蒋发表了《西安半月记》，开篇“痛切诫斥”的第一人又是黎天才：

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是晚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此后的十余年间，蒋介石的那部“日记”被选入民国的中小学生读本，黎天才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国民党退踞台湾后，蒋介石明说了西安事件确与共产党无关系，岛上的、海外的史学界才“放松”了留在大陆的黎天才；而大陆一方，则因黎天才的特殊经历与叛徒身份，每每在论及兵谏起因时便回避和淡化之。时至今日，一度名声显扬的黎天才的名字，在一般的民国人物词典里是很难找见了，仅在某些文著中偶被提及；黎天才和少帅的关系，当年在“兵谏”中黎起何作用，也是鲜有论述；至于黎天才与共产党组织的隐秘关系，更是讳莫深焉，甚至其家乡的有关部门都不知其人其事。

距西安事变已近60年之时，黎天才终于被史界重新关注了。王效挺、黄文一主编的《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里，对黎天才（李渤海）有短短数百字的介绍。 1994年，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史建霞女士以《李渤海》为题，作黎天才小传，自启蒙入塾到蒙冤瘐死，介绍了这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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