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为百灵庙战役所受刺激极深，人人都有奋起抗战之热诚，据我所知，他们义正词严的对张有过表示……张副司令国难家仇，为环境所迫，他今天也有些进步了。”蒋愤怒地反问：“进步了，进步的意义何解？把共产党引到西安来，这就叫进步吗？西安的报纸可以随便批评我，共产党的刊物，可以自由发行，我走遍全中国，没有一个省份的报纸来批评我，我不想在我最信任部属管辖区域，居然有此等现象发生……西安管制宣传品检查邮电的是何人负责？”黎天才率直以告张学良命自己负责。蒋更为恼火，面红耳赤的斥责道：“你在负责，现在一个好好的西安城，闹得这样乌烟瘴气，我问你，你在替谁负责？你负什么责？”蒋介石不仅追问被通缉的高崇民的下落，还逼问“他们这一种勾结共产党为非作歹的人，都是哪几个人留在西安？是不是都住在张副司令公馆里？”按照张学良、杨虎城的约定，当时东北军方面与高崇民的联系，正是由黎天才秘密进行的，但此刻黎天才一律答以“不知道”，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不知，不知，尽是不知，你不知我知，我倒可以供给你点情报，我这里有张名单，你看看，我愿意听取你的意见，对这批反动分子你认为应该怎么办他们？”黎天才看了蒋介石手中的黑名单，首先断然否认他们是共产党人，又提出把他们送出国去读几年书。蒋介石当然是大为光火，教训黎天才道：“我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都在我手里，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对国家是严重的犯罪。那么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黎坦然陈词：“往年‘委员长’在南昌的时候，常常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说法，我认为时至今日客观情势和以前不同了，今天应该九分政治一分军事便够了，绥东敌方既已开始行动，我们应该有整体性的应战计划，我看到飞机场停着那样多的飞机，我认为都应该开到绥东前方……”蒋介石问道：“你的说法，同张汉卿前天对我讲的如出一辙，不知是你受了他的影响，还是他受了你的影响？”显然，蒋已经对黎产生极大怀疑。
蒋介石与黎天才谈话长达一个半小时以上。黎离开临潼时，已是晚间8点多了，这样一次特殊背景下的长时间对话，与几小时之后发生的“兵谏”之间有什么关系，自然会成为事发之初，或是事变平息之后人们所关注的热点。尤其是蒋介石返京后整理出版的《西安半月记》中亦谈到与黎天才谈话的情形（如前述），越发引起了对这一谈话内容和背后文章的关注。黎天才被软禁后，戴笠就曾多次向他询问此次谈话的内容，都被黎天才搪塞过去了。从蒋介石召见黎天才训话到“日记”的内容，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显看出的——蒋氏十分清楚黎天才对张学良的不一般意义。
12月11日晚，黎天才离开临潼回到家中，不久就接到张学良的电话，他赶到张公馆时已是10点多了，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决心：“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我现在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张学良授权黎天才负责整个行动的宣传工作，并当即决定在12日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要发出对全国各地方当局的通电、给国民党委员会的电文及给国民党政府的电文，其中应提出几项行动纲领——对时局的主张，要求黎天才立即动手起草。黎天才可谓成竹在胸，短短的一两个小时里，先完成通电的草稿。随张学良等前往新城大楼后，又会同高崇民等人斟酌行动纲领的内容，仍由黎天才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张杨通电，提出了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事变的当天，便向全国发出。
正是“八项通电”这一明确的政治纲领，使西安事变在政治上立于不败，诚如李济深先生所论，“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者，屡陈不纳，迫以兵谏，绝不宜以叛逆目之”。事变后赶来西安的周恩来由衷赞许通电和八项主张显示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内容的通电及其八项主张，事变的意义，将来在历史上更混沌了。”据黎天才自述，当周恩来得知起草者是黎天才后，曾向他说：“很好很好，幸好你在这里。”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送蒋的同时，周恩来正在张公馆的A楼与人谈话，在场的除了博古还有黎天才。谈话的内容却是令人不解的“叙旧”：周恩来对黎天才起草“八项通电”大加赞许，然后谈及过去中共内部的恩恩怨怨，回顾过去在北方地区的工作失误等等。不难判断，这一谈话非周氏所安排。因为周恩来在中午就忙于通知博古，约张学良商谈要事，故断无同时再约见黎天才的理由，即便相约，也无闲暇聊天叙旧。而在黎天才一方，本来对陕北方面明显是存有戒心，避之犹恐不及，而这一次却送上门去，谈些不关痛痒的话题，特别是他心中十分明白咫尺之隔的高公馆正在发生的一幕，却不露半点口风，直到别人来报，飞机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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