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罗章龙的遗稿，其中多处出现时间、地点、人名前后矛盾，不甚统一的疑点，或错笔少画、漏字空行的阙误，如将李渤海、孙菩缘写为“孛爰”，明显是有心所为。访之于罗老后人，原来罗老写回忆录时“有意改动一个字，是担心抄家”，“有些顾虑，怕资料被抄走后会惹出麻烦”。

看来，罗章龙回忆中“误”记的“一九三五年”，应订正（或曰恢复）为“1936年”才是。

可以确认，1936年7月黎天才的山东之行与罗章龙有过会晤。罗先生弥留之际（1994年底），他的家人透露出策动西安兵变的内情，后又对老人的回忆文字做了补充说明，“罗去青岛是事先有准备去与李见面的”。至于会晤的内容，黎天才只字未提，罗章龙则笔端、口头多次忆及。

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一文中，罗章龙有专谈“西京兵变”的章节：在青岛期间黎、孙夫妇二人“来访”于汇泉山东大学（罗当时借寓此校），并说“原来孛爰此番来青访文主要是报导东北军方面同志工作情况”，他俩此行，是东北军中“非委”支部的核心成员黎天才、吴雨铭和李希逸“三人商议结果决定推孛爰出关一行”，这就是他们“来青岛的使命”。黎天才所谈的要点是“汉卿为人通达事理，近来倾向革命，主张打破现状，亟思冲决网罗，为革命出力。察其为人，可与共事。他现有精兵30万，武器精良，训练良好，久戍思归，梦寐不忘北大营，但不知计将安出”。罗章龙的意见则是“宜从政治思想、组织宣传各方面下一番功夫，方能水到渠成”。并说“事宜迅速以赴事机，同时应计策万全以防内奸，你回去代我致意同志们，选定好一个大题目，定能做出一篇好文章来”。罗章龙在“自传”中还说黎天才再次邀请他“驾临东北大学讲学以慰众望”，此言与《黎天才自传》中的张学良“并对我表示要请几位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以讲学为名，实际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政治工作，记得当时曾推荐了罗章龙等人”正相吻合。看来，黎天才同罗章龙在青岛会晤，是“非委”谋划西北大局的一步棋。

至于黎天才当年为何舍近求远，选择青岛与罗章龙会面，多年后回忆此事为何又隐去了真相，都是不难理解的。当时的西安军中，开封城里，各种势力各方特工暗中活动，罗章龙与“非委”同仁的活动不宜暴霹，黎天才目标太显，没有理由随意离开西安，因而找了和孙铭九等人的矛盾为借口，选准了张去南京开会的时机，“名正言顺”地走，又“名正言顺”地回来。此行事关“非委”的活动，而中共对“非委”已是定论不变，黎天才回忆起这一段，当然只能避实就虚了。

五 黎天才在“兵谏”前后

黎天才与罗章龙在青岛的会晤，是否与西安事变有所关联？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但黎在“兵谏”前后的举止，却备受人们关注，这正如高崇民所说：“西安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大事变，名都教天才兄一人享了。”此话虽为戏言，所道却是实情。

1936年的夏秋之际，西安古城已是山雨欲来，“艳晚事件”发生，张学良担心国民党省党部特务抓人是蒋介石所指使，矛头针对自己，所以决定赶在前面下手。半夜时分，黎天才忽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召他前去。黎赶到时，院子里的卡车已经发动，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大厅内谭海、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已领命待发，张学良愤激而言准备杀几个省党部的特务，手令已下，要听一听黎天才的表态。剑拔弩张之中，黎天才相当冷静，他反对张学良泄“一朝之忿”的鲁莽行动，并进一步分析利害：如果有更伟大的计划，借此而起义反蒋，响应绥东，实行抗战，杀几个人也无妨；如尚无下一步计划，只为痛快，那只能与人以借口，陷自身于不利之境，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张学良听罢，收回了手令，又拉着黎天才的手问眼前的一幕如何收场。黎天才为他出主意：省党部的特务部门仍去搜查，文件还要搜检，特务照样抓来，全案交军法处办理，但要避免直接行动杀人。张学良按照黎天才的意思，派人搜查了省党部，解救了当晚被捕的马绍周等人，抄得了特务的秘密档案，更摸到了CC系统密报南京的内容。

12月11日的西安城里，张学良调兵遣将安营布阵，已是成竹在胸。下午，蒋介石忽然要召见黎天才。与张学良商量后，黎天才于傍晚时分到达临潼。蒋介石又一次说到数年来始终把黎看作是自己的同志，是自己的学生，然后便单刀直人地发问：“你知道张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要干什么？”黎天才不露声色的回答：“ 张副司令对委员长居心无他，他近来的抗日主张，乃由于其所属干部一般的情绪反应……东北军中各阶层之军官，近来因为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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