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抵京后的第二天，即12月27日，曾给杨虎城、黎天才一电，短短的三条电文中第二条是专给黎天才的：“天才兄可勿离陕，切实统制幼稚言论。 ”这一嘱咐令人好生思量，必是张黎间有一番商议，约定了黎天才将“离陕”，否则就无需做“可勿离陕”的指示；必是所约“离陕”的时间甚急，否则就无需在到南京后立即通知。黎天才要离陕，将何去何从？李金洲的回忆，揭开了这一疑团：“张副司令离西安时，曾命随员人等，搭民航机随后赴京，直至十二月卅日，欧亚公司首次复航，以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为首，黎天才兄，西北总部驻京办事处长杨焕彩，及作者四人，同机飞京。”原来张学良离开西安前有交代，令随员随后赴京。当时接受这一命令为谁？从其后飞赴南京的人来看，不难判断是其中的黎天才。至于为何要黎氏随后赴京，为何张本人到京后又急匆匆电令“ 可勿离陕”，个中原委又是另一段文章，而张学良送蒋前与黎天才有过约定，上述情节亦可为证。

12月29日，黎天才代表西安三方将赴京探视。黎行前电告张学良，很快就收到了回电，张学良在电文中暗示京中情况险恶，反对前往。因为所用电码正是张离开西安时新编的密码，所以黎天才判断张当时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由，便于12月30日与李金洲、鲍文樾等飞往南京。可见张与黎之间对送蒋的“预后”，是有虑有备的。

作为心腹之人，黎天才从不辜负张学良对自己的一番倚重，在关键问题上是一定要忠言以告的，“艳晚事件”便为一例。这一回黎天才不仅没有坚持反对“送蒋 ”，反而认同了张学良的选择，默默地配合了张学良告别东北军的最后一次行动。或许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与南京方面打过几回交道，更容易揣摩出蒋氏的几分心理；或许因为他懂得张学良是一位军人，是一位意气有加的性情中人，却不是“政治家”，此番选择更多的是“东方文化”式的性格因素使然；还有，作为一个前共产党人，黎天才对中共及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策略必有更深的认识。权衡度量之下，他不仅成为张学良送蒋的知情人、得力者，并在几天后如约飞赴南京探望张将军，即被扣押，成为东北军中继张学良之后被南京方面软禁的又一人。

据李金洲说，戴笠回答李拘禁黎天才的原因为两点：“一、天才兄担任西北政训处副处长，未能弭患于无形，有亏职守。二、双十二事变之前一日下午，蒙最高当局召见，曾受严厉申斥，翌日黎明即发生事变，渠颇有暗中鼓励之嫌。”

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发表后，黎天才更是被严加管束。他曾两次上书，请求去溪口与张学良同处，恰逢戴笠不在京中，其手下的郑介民出于好心，扣下了黎天才的信，又劝道：“你的责任，总不像他（指张学良——引者注）那样重大”，“如果真把你送入溪口，那你只有随着张先生的命运去了。”直至全面抗战爆发，黎天才转至上海后才逐渐恢复自由。

黎天才以其冷静的头脑与过人的才干，特别是游刃自如的应对能力，为张学良所倚重也是情理中事。上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足以看出黎在诸方人物眼中，尤其是在张学良身边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今之所见对这几件事的历史记述中，却大多避而不谈黎天才其人其事，多少是一点遗憾吧。

黎天才的一生，确实是经历复杂，难以一语评之，倒是他本人不无自信地说过“只问我们对国家人民忠不忠”。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至今仍被海内外所关注。黎天才和他的前共产党人同伴们在其中的作为，不仅表现出他们独到敏锐的政治目力，也促发了张学良挽危救亡的义举。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黎天才的史料如能更多更详地公开利用，将有助于对这样一位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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