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天才和张学良相处，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段，从他始为奉系服务，并担任张学良私人秘书起，到张学良回国在武汉行营任职时止，前后约三年，大体上可称为北平–沈阳时期。黎天才初次为张学良出谋划策，是应询提交了“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深得张学良赏识。“九一八”之后，黎迅速帮助张学良建立起东北沦陷区情报网，主办对日、伪情报，同时在全国各地也有情报站。黎在北平的最后一年，适张学良下野出国，他继续负责东北网及各地情报工作，没有因蒋介石的亲手拉拢而倒向南京方面。第二段，张学良回国，黎赴码头迎接，张出任豫鄂皖三省“剿总”职务，黎最先召到武汉，并受命组建张学良的机要处，出长机要。这一段可称为武汉时期，前后达一年半。其间，黎表现得不显山不露水，却帮张学良处理过几桩棘手的“内部”事务，更秘密的是，他暗中迎合张学良对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产生兴趣，并设法满足张学习理论的渴求，物色专人（先荐潘文郁，继为吴雨铭，均为前共产党人）辅导。最后一段是西安时期，大约15个月，表面上黎是多了一个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的头衔，应付与防备南京方面对西北数十万大军的渗透，骨子里他在劝导张学良“做狮子，不做绵羊”，背着党国“领袖”，大力推行他自己的主张。黎天才按张学良用意，找“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正式推荐了罗章龙等，“以讲学为名，实际请他们来参加我们（指东北军——引者注）的政治工作”，为前共产党人渗透开展“组织”活动，提供了便利。黎天才还根据张学良的授意，秘密策划“独立政党活动”方案，包括“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都由黎写具体方案，而黎也是会同身边的前共产党人集体商议，由吴雨铭和李希逸往返于西安–开封，直接和罗章龙密议，瞄准“兵变 ”寻思谋略。此期间活动的史实，至为重要，有待认真探讨。

西安事变爆发后短短的十多天里，黎天才的公开任职为“设计委员会”委员，再兼“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即召集人），三天后为回避陕北的中共要员自请调任；受张学良之命起草了八项通电，会同高崇民等人斟酌敲定，实际上是西安事变公开的政治纲领；临潼行动时缴获了蒋介石公私文件共6箱，张学良令现场指挥刘多荃师长用卡车速送至黎天才私寓，交黎负责审查；当张学良陪蒋介石上飞机时，黎经授意去和周恩来、秦邦宪谈话，却未透露张即刻将起飞的半点消息；张学良送蒋不归，西安方面的将领们不放心，公推黎天才赴京探视，遂至被南京方面软禁，成为西安事变中继张学良之后遭此厄运的又一人。几件事足以看出黎在诸方人物眼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今之所见对这几件事的历史记述中，却大多避而不谈黎天才其人。

1936年12月30日，黎天才不顾危险飞往南京，代表西北三方探视张学良，随即被戴笠等软禁。全面抗战后才保外就医，逐渐恢复自由。此后他坚持不西撤，留居上海，化名王文德，无正式职业，亦脱离政治。抗战胜利后，黎重新介入社会事务：初为某造纸企业顾问，后经营小店，1948年应周伟龙（后去台湾，以通共罪被处置）之邀，兼任上海交警局顾问；是年秋开始与中共地下党人员接触，工作积极无误；次年上海解放前夕，陪同地下党人员面见他的老关系，时任原市政府秘书长的茅以升（桥梁专家），布置保证水、电、交通及保存档案等大事；共产党得天下，黎天才选择留居上海，“工作关系由市公安局转交华东联络局 ”，数年间任某公司董事长，继为经理，还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任区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被捕入狱，沪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实质是受潘汉年案株连，审讯的重点是同汪伪的关系，1958年被判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死于狱中；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销原判，予以平反。（改判书的大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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