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虽然清楚黎天才等一批人原先的共产党员身份，却未必清楚他们在共产党内的遭遇——早已被视为叛变者了。不谙中共内部曲折的张学良，后来在同刘鼎、李克农以至周恩来的交谈中，无所顾忌地透露出自己早已暗用共产党人于左右了。作为中央特科领导人的周恩来立即以他特有的警觉，一面向中央汇报张学良身边有“脱离党的叛徒”，一面立刻做出布置，制定具体措施防范这批前共产党人。中共中央把“反蒋反政训处的斗争”定为“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关键”，这是因为，东北军的最高政训处中，由蒋介石派来的正处长，在军中难以施展，而黎天才虽任副职，实为政训处的核心人物，几位“非委”骨干人物也都挂职于政训处。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李克农、刘鼎等，在东北军工作中贯彻了上级的意图。被刘鼎看重的孙铭九等人一度曾对黎天才飞短流长，恐非个人行为，怕也不是少壮派与老派的一般摩擦。

西安事变前夕，在黎天才多重政治身份中，“非常委员会”东北军支部的领导人，是最隐秘的“要职”，他和这批前共产党人在民族危难中的义举，可视为“非委”最后的组织行为。

四 黎天才与罗章龙在青岛会晤

黎天才后来回忆往事时，曾提到西安事变前他有过一次负气而走的家乡之行：

到西安之后……孙铭九一伙人，常以不肖之心来衡量我，有时在张面前飞短流长，使我无法忍耐下去……某次，我趁张去南京开会，一怒而归返故乡，此（后）张返陕，知我已去，曾对这种人大发雷霆，乃函电交驰，催我回去，初期我不表示任何态度，后来张竟连电催促……

细究起来这一“事变”颇为蹊跷。当时黎天才执掌着东北军几十万人马的军政事务，又与“非委”图谋正紧，再说与他过去所经历的场面相比，不应该突然应对不了几位“后起之秀”，这“一怒”令人费解。

在罗章龙的回忆中，可以找到黎天才此行的背后文章：

一九三五年，文虎（罗章龙笔名，引者注）在河南大学任教，暑假期间往青岛避暑，寓汇泉山东大学，北大旧同学孛爰夫妇（即李渤海与夫人孙菩缘，引者注）来访……

罗先生另一次说起青岛见黎天才的事，见于他的“自传”：

一九三五年暑假，文（罗章龙笔名，引者注）为了备课，前往青岛，当时同往者有何文、梦平，住在汇泉山东大学。附近有绣球花圃。每日课余时间步行到海水浴场，荡舟游泳，有时过栈桥渡舟至小青岛摘黄花满怀而归……

文在青岛游览时间，一天在海水浴场遇见多年不见的李渤海。

两人回忆中的地点会于山东，唯时间难断。

黎天才虽未点明返乡时间，但根据所言线索假之于史料，不难判断出此行当在1936年的夏天。先看黎所忆“趁张去南京开会”的环节，查《张学良年谱》（张友坤、钱进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东北军1935年秋后移师西北，1935年的10月至12月间，张曾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大，并数次来往于宁沪间，而此行黎天才作为随员陪同前往；1936年初的1月底、2月底，张有过两次南京之行，时间都不长，数日便归，也不是开会；值得注意的应是7月间的南京之行，这个月的10日至14日，国民党的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张学良7月6日飞抵南京，出席二中全会。会后，张又在上海会见了李公朴等人士，返回西安时间不详，到20日才有在西安处理公务的迹象。这次张出行时间较长，以后再未去南京开会。再看东北军内部，孙铭九等人的张扬行事在1936年春天开始步步升级，黎天才的“无法忍耐”当然不会早于此。所以说黎天才的“趁张学良去南京开会”而归返山东，最大的可能就是在 1936年的7月间。

但这一推断显然与罗章龙所言的1935年夏天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差。问题何在？

罗章龙回忆中的何文当时是河南大学经济系学生，建国后住北京。1995年秋，何女士看到了罗老师的“自传”打印稿，特意将其中“一九三五”的“五”圈改为“六”，她清楚地记得是毕业的那一年（1936年）暑假，罗老师请她一起去青岛的，当时，罗老师托她照管好“侄女”——其实是从老家来度假的女儿梦平，辅导其外语等功课；还将罗老师记忆有误的她妹妹的名字做了订正；后又告诉笔者，当时在青岛，她寄宿山东大学女生宿舍，罗老师另住别处，对于先生的单独活动，自己作为学生既不知情由，也不便多问。

罗章龙正式出版的个人诗集《椿园诗草》（岳麓书社1987年版）中有“崂山吟”一篇，诗的短序言“一九三六年偕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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